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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谈选择以家庭教育为主培养司马迁的原因考察 人类社会早期的教育必然是从亲子教育向亲师合一的教育发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知识日益专门化,亲子教育已无法更好地承担教育任务。我国在上古时期,师就已逐步独立出来承担教育的专责了。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成长在汉承平时期,那么其父司马谈为何仍旧把司马迁的教育几乎完全依靠家庭教育呢?除了望子成龙的父爱以外,笔者以为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社会原因自从秦禁学以来,汉初几十年虽对文化进行了收罗整理,但是焚书坑儒以后文化脉络的断绝是很难一时重续的,教育体系也难以很快恢复。直至武帝元朔五年中央才正式确立了官学教育体系———国子监。而此时司马迁已年满20岁了。因此,在汉初八九十年间,人才的培养几乎全部仰仗于私学和家传。这就是说,在司马迁成长过程中,汉王朝的正统教育体系并未完全建立,满怀期望的司马谈并不能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完善的教育体系使司马迁得到良好的教育。
2.家庭原因司马谈以祖先世世代代为史官而自豪,而在古代,史官作为畴官的一种,历来就是父子相承的。史官本就是家传的,是依赖于家庭教育的。因此,司马谈选择家庭教育是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史记·历书》曰:“畴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义训甚明。” 《史记·龟策列传》曰:“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有遗失。周代完整的官吏体系虽然经过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史官不记时”的打击,学问从官府到私家的流失,但这种“父子相袭”的“畴官”体系却仍旧有余风控制着汉初人们的思想,起码在司马谈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因此,司马谈认为要把司马迁培养成一名史官,必须继承家学。
这取决于两点:一是司马家确有家学可以传承。这无庸质疑:司马之姓本就来源于官名,“司马氏代世典周史。”司马谈、司马迁的成就都反证了司马家的家学传承确实存在的, 并厚重深邃,精微深妙,远高于时代。二是强烈的愿望和责任。以司马谈、司马迁二人的通达和智慧,抛弃作史官,做一名高官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司马谈一再说:祖上为史官的传统不能“绝乎于余”,“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这种誓为史官的愿望和责任司马谈从小成功地灌输给了司马迁,并影响了他的一生。故而,培养司马迁为史官也就是传家学于司马迁。所以家庭教育在当时是史官培养的唯一形式。
3.个人原因司马谈认为“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识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艰巨,目标的高远,远非乡师腐儒的教育可以达到的。因此,司马谈只有自己担当起教育司马迁的重任。而实际上,即使司马谈想把这一任务交给社会,在当时,正规教育也是无法承担的。即便是在官学建立以后,也多是以讲授经学为主,其他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医学等多不被重视,无法在正常的教育体系中获得。而中国自古史官就必须具备天文历算等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当社会无法承担培养一名史官的重任时,具有良好的知识储备和家学深厚的司马谈只能亲当此任。司马谈为司马迁所做的培养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