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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与个人差异颜之推历经四朝（梁、北齐、北周、隋），命运多舛。在《观我生赋》中说自己“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并且自己作注曰：“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生有独到的体验，但他的家庭又使他无法摆脱。为了维护其家族利益，颜之推在痛苦中挣扎，显示出互相矛盾的一面。一方面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思想推崇备至，教育子孙修身以求为仁，“夫生不可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乱之事，贪欲伤生，馋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
在颜之推看来，人的生命不能不十分珍惜，又不能为活着而活着。如果是为了忠孝仁义，便应该“生不可惜”。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对子女全身保性的教育，只有先活下去，才谈得上“述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保全家族。鸦片战争失败后，曾国藩成为当时洋务派的新派官僚的主要代表，并且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思潮，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家庭模式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在对家人子弟的家庭教育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在家庭伦理教育方面。与《颜氏家训》相比，曾国藩在家教伦理教育思想上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形成了一种开明的家教伦理意识：在治学、择业方面对子孙后代的指导是倡导经世济用之学，强调读书与世事历练相结合。同时，曾国藩以家书训示，这是对《颜氏家训》也是传统家训形式上的一个发展。
因为曾国藩长期在外为官，政事、军务工作繁忙，家训基本上采取家书和家信的形式教家训子，这些家书、家信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国藩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涉及治学、修身、处世、政事直至保健、书法等诸多方面，在平淡家常中蕴含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将中国传统的仕宦家训推向了巅峰。他既继承中国优良的家训传统，又不拘泥于古人，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家训的内容和教化方法上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读书、成才与功名观点上的差异自古以来，士族宗族要想保持政治经济特权，就得保持在文化上的优势。一旦失去这个优势，氏族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因此，在颜之推看来，要成为国之用材，其基本途径就是读书。《颜氏家训》要子弟潜心读书，立志入仕，为学就是为了为官，为的是不至沦为耕田养马的“贱民”。
颜氏出身于官宦世家，在任官期间，虽念念不忘“知稼稿”，但他不希望子孙去“耕田养马”，认为这是“小人”的事，而希望后辈都能“学而优则仕”。他说“，人生在世，会当有业”，而读书为学就“一业”。颜之推要求本家子弟能够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和利益规范，同时又教导子弟努力掌握入仕为官的行政技术，最高标准是将行政技术与文化传授功能集为一身。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颜之推实用的学习思想表层因素是清醒的士大夫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对士族阶层没落的认识与反省；深层因素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士族知识分子为适应生存而变得更加务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