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的回顾人类的发展史，便会发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类从人猿鞠别到今天的信息化时代，在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背后，总是有哪么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在推动着人类的一步步前进，苏格拉底、耶稣、恺撒、莎士比亚、马丁·路德、哥白尼、马克思和中国的黄帝、大禹、周文王、孔子、司马迁、龚自珍、毛泽东等等，以及其他文明中无数开创历史的人们无疑都属于这个行列，当数出这样一列名字时，笔者的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敬意，就是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推动着人类的一步步前进，成就了人类也成就了自己。对于他们的成就我就不再赘述，但是当我在粗略的了解了一下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行为时，我讶然的发现，他们的行为多少都不见容于他们的时代，甚至可以夸张的说，他们是一群叛逆者。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叛逆者，但他们的叛逆并非仅仅是反叛，更不是为反叛而反叛，他们是探索者和创造者，他们的叛逆本身就是开拓。他们在探索新的道路，创造新的生活。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哲学、宗教、政治、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上的革命，而且也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行为举止乃至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革。
当这些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行为举止乃至生活方式的变革在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的沉淀下来后，他们当初的叛逆在其伟大的光环下早已被人们所忽视，人类早已忘记，人类伟大真正的来源——叛逆。如果真的要对叛逆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那顿时会让人类的生活显得无比复杂，依据字典上的解释，叛逆即背叛，如果依照这个解释，人们无论是否认同，但不争的是，人类在其存在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扮演着叛逆者的角色，现在是对过去的背叛，未来是对现在的背叛，人类的存在就是一场背叛。我们先不去争论这个推论是否合乎真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存在的历史中，总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叛逆者，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上述所说的苏格拉底，孔子等改变着历史进程的伟人的叛逆者，他们尽管所处的时代、地域、性别、年龄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共同之处或追求，那就是为了反叛而反叛。他们的追求与众不同，他们的行为惊世骇俗，他们以他们特有的，独立的姿态面对世人。
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他们四海为家、浪迹天涯无拘无束或是快意恩仇、藐视礼法、漠视道德。对于他们，人们总会有这样或哪样的议论，有着这样或哪样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存在必然有着他们存在的道理。在他们的身上折射出的主题并不仅仅是叛逆，而是人们这样或那样但却无法付之现实的追求与渴望，他们的存在的最深刻的主题便是人类内心中最原始和最本能的的渴望——自由。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在路上》讲述的是一群美国青年，漫无目的地漂泊在美国大地上，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酗酒、吸毒、四处流浪，一切违背常规的生活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介乎于流氓与圣徒、浪荡子与朝圣者之间，以一种没有信念的信念，作为他们的宗教。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常在半夜三更喝得烂醉，无所顾忌的在街头喊出了他们的困惑和质问：“人类啊，你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无外乎是圣童的道路，疯子的道路，虚无漂渺的道路，闲扯淡的道路，随你怎么样的道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迪安·莫里亚蒂的质问，这是一种现代主义风格的哈姆雷特式的质问。“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没有目标，混合着颓废与反叛的双重精神，构成了二战后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对于这种的颓废与反叛，固然不为社会的主流所认同，但却依然会引起人们心中的一阵阵悸动，每个人都在这种颓废与反叛的浪荡中找得到自己的影子。
《血色浪漫》的作者都梁无疑也受着这种“在路上”的精神的影响。在《血色浪漫》中，作者很明显也很刻意的要在主角钟跃民身上表达这种“在路上”的精神,在书中作者就借主角钟跃民的口说出了他所要表达的意图：“凯鲁亚克的那句话说得真好，‘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这种“在路上”的意图在钟跃民身上显露无疑。钟跃民经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是时代漩涡的边缘上一个特立独行的细节。他是1968年北京的“顽主”，是那个时代的“先锋青年”。钟跃民此后全部生活都证明了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精神，他拒绝历史为他安排的命运和提供的机会，他拒绝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位置上安居，他极力的保持自我选择与放弃的权利和勇气，他决心永远“在路上”。但每个文化的产生都有着其特殊的土壤，在时间、空间、地域的局限下，也有着自己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任何的人物知识成果都是在特定的民族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都带有着自己民族的印记，在时代的更迭中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而自由也不会例外。钟跃民与《在路上》的美国青年过着的脱离惯常轨道、酗酒、吸毒、四处流浪的一段生活经历相比，钟跃民的“在路上”有着更多的向往与从容不迫，而不是刻意的去追求“垮掉的一代”所表现的偏离与叛逃，其虽然一样有着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迷茫，但他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他不仅可以而且乐意接受社会上任何的生活方式，当顽主，做知青，去要饭，或者参军，卖煎饼等等，其都把这些生活当做生命中的体验，当体验过后便会有更新的追求，这无论是与上述两者相比，有着更明确的目的与追求，在其的生命历程中，“在路上”所代表的更是一种不同于上述两者人生理念，而渴望着生命的独立与自由，在各种角色的转换中，以一种游离于社会的正统主流文化，追求自由精神，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人生情调，独立不羁的生命形态。处于这种生命形态的钟跃民与介乎流氓与圣徒、浪荡子与朝圣者之间的文化游离分子的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更不同于王朔笔下的流氓、痞子或者顽主的“嬉皮士”式的形象，钟跃民的形象特征以及其生活理念，其身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中国游侠的味道，契合着游侠的各种基本特征，展现出一种现代意义的游侠主义色彩。
一、不一样的路上：都梁小说
在2006年之前，都梁这个名字在人们的脑海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他在2000年就已经发表了他处女作同时也是最出名的《亮剑》，勉强能算的上是一个作家，即便是在2006年《亮剑》热播后，都梁依旧不为大众所熟知，更多人记住的是李云龙，而不是都梁。都梁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不同常人的路，不，应该这样说，都梁行走着与常人相同的道路却有着不一样的路上生活，他行走的是不一样的路上。
如果说人们会记住李云龙而不怎么关注作者都梁的现象由市场经济的时代传媒所作用，而不是作者本身的意愿，那他的第二部作品也就是本文的关注对象《血色浪漫》更是过了一把非主流的瘾，2001年12月都梁发表了36集电视连续剧剧本，由润亚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拍摄 ，直到2004年4月其小说实体才出版发行。且不去讨论都梁的这种发表方式对文学有何作用意义，但其实实在在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的道路。《亮剑》、《血色浪漫》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小说让都梁一下子成为了新世纪的小说创作队伍中的一个“现象”，虽然还不能把其与文学史上的一些大家相提并论，但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却是实实在在，无可否认的。也许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以都梁其本身对长篇小说艺术技巧娴熟的驾驭能力，以及他对文学消费市场敏捷的适应能力为支撑，但其小说作品人物与众不同的魅力才是其成为“现象”的关键所在。
在其第一部作品《亮剑》中讲述了一位当代军人叱诧风云的一生，对于这样题材的军旅小说在文学史上比比皆是。但《亮剑》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形象却是完全颠覆了传统军旅小说的英雄人物形象，在李云龙这个人物的塑造上，都梁摒弃了传统军旅题材小说创作中“高、大、全”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以一种边缘与颠覆的姿态去塑造李云龙这一个前所未有的英雄形象。李云龙是《亮剑》中的绝对的灵魂人物，他具有以往英雄所有的优点：英勇善战、胆识过人、意志坚毅，但同时，他又“桀骜不驯……处事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较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 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