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罪犯追偿的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消除或削弱刑事被害人的“民怨”，从而为取保候审的适用扫除“人”的反对因素。
二、取保候审适用的制度困境
现实司法中，在巨大的办案责任和压力之下，刑事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其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优先适用取保候审措施是决然赞成的。只是因为现行法律制度或相关国家管理体制未及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难，脱保易，比之逮捕，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无意义工作量大增；加之被害人因素作梗，司法机关部分内部考核机制作祟，往往导致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其实是不得不适用逮捕措施。
同时如前文所述，要打破被害人困境因素，需要建立健全全国家先行赔偿（或补偿）被害人，再向罪犯追偿模式，此模式显然也需要国家配套建立健全公民身份管理和税收征管制度，方能对犯罪的自然人进行有效地身份管理并经济追偿。
综上，笔者认为，现行取保候审措施适用困境最终体现在我们国家的制度缺陷上。要打破制度困境，除了拓展建立健全上述身份管理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之外，还应建立健全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制度。
1．创造取保条件。首先要扩大取保候审申请人范围，因为这等同于扩大了保证人范围。修正案中并没有修改取保候审的申请人，仍规定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还有就是被聘请为辩护人的律师。这既是一种授权性规定，也是一种排他性规定。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人口流动的跨地域和快速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犯罪地或身边往往没有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甚至也没有经济能力和时间空间（已被羁押）去选择和聘请律师，因此上述规定在大多数时候形同虚设，并无实质效果。实际上此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边的往往都是其老乡、同学等朋友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因此，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创造尽可能多的取保条件，就应扩大保证人范围，让与其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公民（包括在我国有居留权的自然人）均可作为保证人，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其次针对无社会关系、无经济承担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我们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创建第三方保释组织的成功经验，由国家在羁押场所内部建立健全类似的取保候审非营利性组织，采用类似于社保的运作模式，由该组织先行向国家垫付保证金，后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偿部分费用、国家补贴部分费用的模式维持运转，使每一个符合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有被取保的途径和可能。
2．构筑脱保防线。正如硬币的两面，在创造取保条件的同时，必须构筑足以防止脱保（本文泛指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行为，而不仅指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防线。
现有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有两种方式，司法机关必须二择一：一为财保，即抵押相应的保证金；二为人保，即提供保证人。虽然二者各有优劣，但对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而言并无倾向性，只要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参与诉讼即可。但修正案仅规定脱保没收保证金或对保证人予以罚款的手段，却明显不足以防范脱保现象的时有发生，这也是造成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不想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直接原因。
因此，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保的惩罚机制或制度实有必要。笔者认为，首先应将脱保（以及脱离监视居住）规定为刑法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加大对脱保行为的刑罚震慑力度。其次应明确规定脱保即必须被依法通缉，并将被依法呈捕或逮捕，即使最终无法定罪国家也不予赔偿（此时司法机关审查的重点不在案件本身的证据，而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是否已达情节严重标准）。再次应加大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为保证责任实际上是信用责任，因此应制定相关制度，加大对保证人的信用惩罚力度，防止保证人保而不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