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尚未发达之前，要让儿童远离社会，回返自然。卢梭在对待此时的儿童时，将“自然”与“社会”对立了起来。
然而人总难于脱离社会而生存，卢梭同时也认为“社会使他不再是愚昧而没有想象力，而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成为一个人。”因此，一当爱弥儿步入青年时期，卢梭就让他返回城市，接触社会这一复杂的环境。
由此可以看出，卢梭虽承认社会环境对儿童生长的作用，但这是有条件的，社会环境在儿童生长早期其作用是无用的、有害的，而在青年时期则是有益的。
杜威虽对卢梭的儿童自然生长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批评了它的不足：把自发的原始的能力作为最终目标，摒弃乃至否认了教育的社会性，使教育与社会环境相隔离。
杜威所谈的生长绝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长，它自始至终都不能脱离社会。杜威认为，生长的外部条件主要是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每个人都必须在社会的媒介中才能获得生长。在杜威看来，生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社会化的过程，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社会环境能通过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不知不觉地发挥教育的影响，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的和情感的倾向。“个人参与某种共同活动到什么程度，社会环境就有多少真正的教育效果。”
三、在怎样看待儿童的社会化方面有所不同
卢梭也明确提出，自然教育所培养的不是一个野蛮人，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并能尽到社会成员的职责。他在理性的社会制度中，既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天性，又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分子。也就是自然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是“自然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
杜威所说的生长同样不仅指向个人，也指向社会。只是杜威更加强调了儿童的社会化，更加努力使儿童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相互协调。
他的以儿童为中心是就心理的因素，也即就方法论来说的；以社会为中心是就社会的因素，也即就目的论来说的。杜威认为二者在教育中都很重要，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使个人特性与社会目的和价值相协调”，“……儿童能表现自己，但必须按照社会的目的来表现自己。”有的美国学者也这样指出：“杜威的伦理学是包含着一个近于绝对的行动的标准的。它就是生长，个人的特别是社会的生长。他写道：‘生长本身是唯一的道德目的。’”
四、在如何看待自然生长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所不同
卢梭在崇尚自然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在《爱弥儿》中他写道：“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需要的东西，全都需要由教育赐给我们。”卢梭认为，教育是一门艺术，它必须把自然、人为和事物这三种教育协调配合，“人的器官和能力的自由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学习利用这一种器官和能力发展是人的教育，从周围事物经验中获得的是事物的教育”。教育应以自然的教育为中心，使事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服从于自然的教育，使这三方面教育相配合并趋于自然的目标，也就是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进行教育。
杜威不仅同卢梭一样充分肯定教育的重要性，也认为“教育本于儿童的生长，儿童自婴孩以至成人，其生长有一定的程序，教育也跟了他的成长，有一定的渐进的程序。”更进一步，杜威将教育与生长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他认为教育和生长就是同一个东西，“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的事业。”“生长与教育完全是一体的。”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和充分地生长，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生长的手段和方法的过程。
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的重要原则是自由，因此他要求要尊重儿童的自由，让儿童享有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和条件。要求教育者只需创造出一个能促进儿童自然发展的适当环境，然后放手让儿童发挥本身的积极性进行学习。卢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