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束缚，始终坚持以学术造诣为主要标准。
（1）不论派别。西南联大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容纳了不同党派的教授和学生，如联大的哲学系就有讲授康德、黑格尔的，也有讲中国封建哲学的，还有讲佛学的；有唯心主义的也有唯物主义的。在党别上，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的，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三民主义”派的。师生的政治倾向不一样，左、中和右都有。他们之间的思想交锋有时十分激烈，但能各抒己见，联大管理层并不干涉。联大鼓励师生间的问难质疑，相互切磋，著书立说，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真是兼容并包，异彩纷呈。
（2）不论年龄。从年龄上看，联大当时的教授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从三个常委看，当时梅贻琦还不到50岁，张伯苓的年龄比较长些。教授中，像陈寅恪、刘文典等年纪就稍长，也有比较年轻的教授，像华罗庚、朱自清等，更有像社会学的费孝通等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俊杰被联大聘为教授。
（3）不论学历。联大八年中常年教师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及副教授就占一半以上。教授们大多是漂洋过海后回来的洋博士，但也不乏自学成才者。像华罗庚开始时只是初中学历，后因其数学方面特殊成就被清华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在清华期间去剑桥大学深造，回来后任联大数学系教授）。
此外，联大当时还有好几位外籍教师，在那个时代的教师聘任上就已经突破了国别界限。西南联大正是在这种“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治学方针的统领下，使得联大的师生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党派和学派，但是却能相得益彰，互不相扰。
3.百家争鸣、自由讲学
梅贻琦曾指出：大学应“无所不思，无所不包”。也即大学应该是能够容纳各种思想的圣地，应该荟萃着学术上的“流派”和“百家”。如前所述，联大既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也有“三民主义派”；有教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教授坚持“全盘西化”；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等等，无不反射出百家争鸣的气象。
联大的教授在讲学和研究时都有相当的自由。联大的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不同学派观点的教授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宣传自己的观点，独立地讲授。如联大的陈岱孙教授讲《经济学概论》时既讲凯恩斯学说，也讲马克思经济学；甚至有教师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联大校方是不加干涉的。总之，课堂上，教授的教学思想和学术观点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各抒己见。如联大教授陈寅恪曾公开宣布“前任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的、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东西”。他说到做到，因此每节课学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此外，联大还常举办各种讲座，让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登台亮相。所以，联大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学术研究上都呈现出“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局面。
4.门户开放、自由选学
门户开放、自由选学主要体现于联大教授的自由教学和学生的自由学习。联大在教学管理上实行的是学分制、选课制，除了本专业的必修课外，学生都必须要选择一定学分的选修课，对于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联大八年中，选修课可以说是“品种繁多，丰富多彩”，都是教授们自己在本领域里的研究成果。联大里甚至有同一门选修课由不同教授同时开讲，阐述不同的学术观点。如联大的中国通史就是由三位教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讲授。雷海宗用“横法”讲历史循环论；吴晗用“纵法”讲制度演变史；钱穆则讲中国史大纲。联大学生可以自由选课，甚至还可以旁听，这样学生自然会对各种流派、各种学术思想进行比较吸收，深受教益。
综上所述，在联大的办学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