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散发出“学术自由”的思想。正如联大北上后，著名学者、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才得以“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二、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现状
中国近代大学从它诞生（1898年京师大学堂）之日起，就和政府有着极其暧昧的关系，再加上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大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倾向尤加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功利性、商业性的思想也带进了现代大学之中，而且呈“欣欣向荣”之势。
1.官僚化
我国近代大学主要是行政力量干预和运作的结果（京师大学堂），再加上我国自古就有“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办学传统以及官学一体的管理体制，这就使得现代大学无法摆脱政治干预，相反，现代大学无论其组织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都充斥着官僚主义。
政府把大学当成自己的一个部门，大学又把政府当成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学成了政府的附庸，失去了办学的自主权。大学的投资基本是来自政府，政府就像办国有企业一样去办理大学，认为政府出钱，大学就必须要听命于政府。大学从领导任命、人事制度、专业设置、招生人数甚至到高考和考研的命题上都事无巨细地听命于政府的安排。大学管理人员被看做是国家干部，按照干部来任命和管理，官本位被无限扩张进而强化，大学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模式也不自觉地影响着大学内部的运行模式。
在大学组织内部，也是按照行政体制实施科层制管理。校内的各种学术组织也都行政化，如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等都充斥着各种行政级别的管理干部，大学里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而学术权力不断受到侵蚀。没有行政职务的纯教授，在学校的资源分配、权力分享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群体”的位置，更难以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有话语权。虽然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在大学中设置学术委员会，但是在大学中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或规章具体规定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责任。学术委员会往往由行政机构决定其领导、决定其会议的召开和议程，这就造成了学术权力隶属于行政权力，造成学术委员会常常形同虚设的现象。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真切地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和行政泛化的现象，即“大学里的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种学术问题行政化、学术权威官员化、学术事务利益化、行政官员权威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大学中最大的问题。
2.商业化
当今正处于一个疯狂消费的时代，是一个市场规律和竞争发展影响和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市场至上”正成为人们的最高价值准则，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成为组织和个人的基本出发点和终点。大学机构并没有幸免于无处不在的商业化气息的影响，相反，大学的商业行为正日益演化为大学日常的基本行为，影响着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发展方向，冲击着大学的学术研究，使得大学在公众中的信任度迅速下降。
大学商业化几乎弥漫和渗透到大学的每个角落。例如在课程设置上追求市场上一时热门的行业；办各层次的培训班，浪费教育资源从而贱卖自己的无形资产；大学的商业化尤对教师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功利性目的，教师在商业化的聘任制和奖励制的压力下，对自己的科研不得不重量而非重质，动辄一年发表多少篇论文或专著；也有教师触犯了学术道德的底线，剽窃、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更有教师在功利心驱使下弱化自己的教学工作，而强化科研和校外活动，忽视学生的需要，忘记了“师垂典则，范示群伦”的神圣职责。
在政治泛化的年代里，大学学者已经失去了主体意识，当学术观点和权势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