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起：艺术需要自己的独特的表达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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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起·《赢家》

【原文刊登于《青年电影手册第六辑：100位华语导演的处女作》】

手册：请问你是如何在电影美术的岗位上萌发做导演的想法的？

霍建起：我觉得电影的本质，还是一个导演的艺术。不是说它作为导演，突出个人，而是说，完全是他去传达一个故事。我觉得其他人是扶助的，也不是说扶助不好，而是说，只有导演是在真正讲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怎么讲？说实在的，有几个人来拍，就有几个不同的影片。比如，跟别人拍戏，你觉得这个戏是这样的，可是他觉得是那样的，你会觉得这不是我要拍成的那样。就是你会为这些设计和想法，内心活动、思想活动很兴奋，结果都落空了。那么，我觉得你想实现讲自己的故事的愿望，你只能做导演，做导演再艰苦，也得做，你也得面对，再困难也得面对。所以，我就有点不安于做原来的事情，经常宅在家里，空想艺术，空想故事，就是这样。

手册：那当时为何选择这么一个故事来作为你的处女作呢？

霍建起：后来我们家那位（苏小卫）觉得我有点执迷不悟，她有一次就跟我说，有一个报告，就是《赢家》的原型，是写一个残疾运动员的故事。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关注体育，所以对体育选题不是特别感兴趣，就没太当回事，就过去了。后来，我印象当中大概有一个多月，她就写出了一个剧本，然后扔给我说：“你看看我这个写得怎么样？”我一看，我觉得写得真不错。我是搞绘画的，搞影像的，没有大量阅读的习惯，但是看她的那个东西，就一口气读下来了。有很多剧本让你读了半截，就想扔在那儿，或者读了几页就想扔在那儿，我就觉得她的这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和她这种创造，让我挺有感觉的，就是对这个影片的创作挺有感觉的，这才有了这样一个契机。

手册：预算是多少呢？资金是怎么解决的？

霍建起：后来我们的剧本找了很多人。其实对于第一次拍电影的人，特别是对于从做美术转做导演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就像今天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除非你家里有钱，否则一般人去找一笔资金，也是很难的，也是要有一个过程。但是，也是有很多希望，然后这个希望又破灭了，成了又不成了。后来有投资方也是正好跟北影合作——因为我是北影的人，我也希望我的第一部戏跟北影拍——后来找的韩三平，然后正好北影跟投资方、我们共同商谈这样一个选题。在我印象中，投资大概是200万。那1994年左右的，200万的投资，算非常大的了。

手册：这部片子的命运又如何？

霍建起：那个时候没有院线，不像今天还有院线。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放映了，也不知道在哪放，甚至放没放你都不知道，也没有宣传活动。

手册：对你帮助最大的人是谁？

霍建起：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我的人，就是编剧（苏小卫）。因为她如果没有能力写，或者不写，我也不会找别人去写，去改剧本。因为我觉得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即使有再多的想法，没有文字表述能力也不行。那么，正好她这方面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写剧本。我觉得第一位的就是剧本，因为没剧本我也不会出去，就跟一个开头似的，好像进入不了轨道。第二个就是投资。这个也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让你的剧本得以实施的根本。所以包括韩三平，他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手册：哪些导演的处女作对你的触动比较大？

霍建起：比如说，田壮壮当年有一个《我们的角落》电视单本剧，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处女作。当时，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还在学校，我还给里面一个小孩的角色配音来着，所以我看了那部片子，特别感人，是根据石建生的小说改编的。我认为其实这就是电影了，只是这不是用磁带拍的。我认为《黄土地》也是很好的处女作，还有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我就是觉得看起来比较好。

手册：你对有志于从事电影行业的年轻人有何建议？

霍建起：我觉得其实技术是容易学到的，比如你学的它的公式ABC都很容易，但是艺术是需要你的悟性、和你对于人生、对一些方面的体验的领悟和表达。就是说，技术固然重要，但是你今后是否能够真正提高自己，有实力深化的关键，还在于你是否在艺术上有特别高的领悟和见地，还有表达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艺术是需要自己的独特的表达和魅力，而不是都是一样的，程式化的东西，它需要你的个性的体现，可能这是艺术生命力的呈现。

导演简历：

1958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至今。

1995年，执导处女作《赢家》。

1996年，执导《歌手》。

1998年，执导《那山那人那狗》，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1999年，执导《九九艳阳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2000年，执导《蓝色爱情》。

2002年，执导《生活秀》。

2003年，执导《暖》。

2005年，执导《情人结》。

2008年，执导《愚公移山》。

2009年，执导《台北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