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历史的个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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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历史的个体记忆—— 谈父亲的《蹉跎坡旧事》2月24日 11:07

（2013年12月1日，沈博爱携15年熬成的作品《蹉跎坡旧事》到长沙文化茶馆百颐堂，与青年学者十年砍柴、中南大学教授孟泽、历史学者谭伯牛一起分享76年的人间事。图片源自网络）

父亲这本《蹉跎坡旧事——一代农人耕读梦》，自2013年9月付梓以来，说好评如潮不算太夸张。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已属意外之喜了。该书从1998年开始动笔，到2011年收官，原稿洋洋七十万字，辗转到2013年才在语文社出版了这三十万字的压缩本，期间多历周折，几度差点胎死腹中。

自2008年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尝试着连载这本书，我不断鼓励老头儿的写作，先后给他寄过《马桥词典》、《白鹿原》、《寻找家园》、《1957年的夏季》、《私人医生回忆录》等。这些高品质的著作，对老头儿写这本书毫无疑问有着不小的影响。他和朱正先生一样都是湖南人，美术背景与划右、系狱经历和高尔泰先生类似，蹉跎坡和韩少功先生笔下的汨罗县马桥乡在文化地理环境上类似，在乡村志的记忆上又和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有相仿的历史长度。

（父亲沈博爱先生生活照，作者供图）

与这些大作家不一样的是，父亲心态更平和，往好点说是骨子里热爱生活的乐观豁达。往差里说，就是命如草芥的卑微了。划右派时，父亲几乎没有任何抵抗，随波逐流地走向人生低谷。法庭上，面对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审判，不同于同案犯皆遂伯，父亲没有抗辩；看守所里，面对贪墨其财产的狱警，父亲也不敢指证其罪，直至其畏罪吞枪自杀。

他似乎从未认真想过要讨一个公道。巫宁坤在《一滴泪》里所描述的那种右派走出平反办公室即一头撞在墙上以示不合作的反抗，在他身上看不到。郑念在《上海生死劫》里对于那个荒谬年代的蔑视与愤怒，他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显示过。连高尔泰先生在《寻找家园》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冷峻与恨意，他也不曾有。

凡事做最坏的准备，是他的口头禅，但他总是有办法尽快忘掉痛苦。被划右派的当天晚上，他还有心情去买几个发饼，边吃边琢磨如何写检讨，发饼吃完了，检讨到底也没写出一个字来。进了看守所，每晚接梆（监所利用犯人黑夜敲梆，以让其互相监督，减轻狱警巡视负担）听梆时，他还有兴趣凝神倾听13号女监传来的梆声，渴望能听到有旋律的八分之一音符。

等正式进了监狱，从小就动手能力极强的他，很快凭借美术天赋获得出入监舍的小小自由，甚至有本事带领狱警和犯人一起土法上马，用竹子制作压水泵和孔明车。劳改释放后等着挨批斗的间隙，他能如醉如痴地蹲在地上凝视着蚂蚁上树，看一种叫水牛的小甲虫在沙地钻进钻出的漩涡。

这是他身上某种与生俱来的顽童气质，也是童年相对优渥的生活在他身上打下来的烙印。这种平和甚至成为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锱铢必究的有闻必录。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父亲这本书，喜欢是自然的事情，但总有点担心喜欢是因为太近太熟悉太亲切，而不是因为本身的品质。想起长沙读书会上孟泽教授的话，也许这种絮叨和繁杂，正是个人史本来的原貌？

诸多书评中，我的乡党、厦门大学林英老师写的一篇给我印象极深。她认为这种不事修饰的原始语态，才是真实的乡土记忆。而我们嘴里所活跃的包括普通话在内的现代汉语早就“掉包”了父辈们的方言。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权力之外，文化编码也真实存在在每个词语中。

受《马桥词典》的启发，父亲在书中专设了《反右词典》一节。我受父亲的启发，在操作《起底王立军》系列报道时，也专设了第八篇稿子《王立军词典》。此番再袭故智，我把读父亲这本书时念兹在兹的几个意象，归纳为《蹉跎坡词典》，先出来七个词，以后再逐渐丰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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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时间差

2、改锹子

3、龙五

4、三台

下

5、怪力乱神

7、死亡这个意象

8、自挽与生挽

（上）

【一、“时间差”】

1990年代初，左派理论家喻权域写过一篇著名文章《三个时间差》，论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优于资本主义。

在历史沉闷的脚步中，确实有经常被忽略掉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时间差。像镇反、反右和“文革”，这三个大事件，在城市与乡村，在政治中心与边远地区之间，时间差尤其明显。

最突出的例子是反右。

反右运动的经典三部曲是：开始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突变于5月15日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定性于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按照朱正先生《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的考证，全国大大小小五十余万右派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在1957年春夏之交这短短四十七天里就早已经注定。

而我父亲被通知集中到县城参加鸣放竟是反右尘埃落定大半年后的1958年1月11日。被划右派是1个月后的2月12日，农历1957年腊月二十四，南方农村俗称过小年，也是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日子。57年前的今天，成为我父亲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朱正的妻子当时在湖南湘阴县黄柏峡小学（现属汨罗县）教书，也和我父亲一样，在1958年初的寒假里稀里糊涂成了右派分子。划右原因荒诞到可笑——“她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里，开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大家接着话头说下去，结果全组只有担任记录的一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专门记录别人的发言，记录本上没有他的发言。”

朱正感叹：这时不但章伯钧、罗隆基早已划了右派，城市里那些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也都早已结束。可是这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教一点书，平日连报纸也少看，他们竟是如此闭塞，不知忌讳。套用金圣叹的名言，他们的这项右派帽子，可说是于无意得之，大奇！

三个月后的1958年5月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是这么说这批人的：“实际上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30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

查文件，早在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指示要在中小学两百多万教职员中专门开展整风反右斗争，而且“要利用寒暑假集中起来解决，要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

领袖说这是阳谋。这真是货真价实的阳谋，一个打时间差的阳谋。在领袖眼里，把像我父亲、朱正先生的妻子等几十万“群氓”装进右派口袋里，真如牧羊驱豚一般，理所当然，势所宜然。

这些“群氓”们，一跤跌进了历史的时间差里。

【二、“改锹子”】

曾祖父是个染匠作坊的小老板，自己加工和出售印染棉布，相对专事耕作的地道农民来说，这是个技术活，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来说都要稍高一等，这也本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一产业的当然优势。

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的土改，彻底改变了这种产业分工，曾祖父被迫弃工商而归农，从头学习犁耙功夫。未删节的70万字全本中曾记叙正在吃力耕地的曾祖父和旁人的对答：

“路过的老农就笑道：哎哟，骟牛的人骟不得马，苍老板你只做得染匠师傅啊！祖父的回答总是，哈哈，我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只求吹得响，不求吹出调子来！”

曾祖父这种八十岁改行学吹鼓手的人生，被称为“改锹子”。地方称农户阉割后的公猪饲养而成的肉猪为“改锹子”，喻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不得不适应的例子。

曾祖父的“改锹子”人生，在1958年的夏天骤然划上句号。那时，在反右运动中落网的父亲已系狱四个多月。

1962年出狱后，父亲回到乡间务农，修炼三皮（手掌、脚掌和肩膀皮），学习和适应从未干过的农活。和母亲结婚后，又师从母亲改学缝纫，以贴补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