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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源流考辨

来源:http://myeducs.cn 联系QQ: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作者: 佚名 来源: 网络 发布时间: 15/08/31

【编者按】:网学网毕业论文写作为您提供回鹘文源流考辨参考,解决您在回鹘文源流考辨学习中工作中的难题,参考学习。

【内容提要】本文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及其它文献为依据,结合汉文史籍的记载,指出,不论就字型还是就回鹘文创制的历史背景言,回鹘文的来源都可推定为粟特文,从而否认了学界长期流行的福音体文字说;回鹘文创制之初,其字母并不固定,先为18个字母,后发展为23个;回鹘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又因这种文字对后世蒙古文、契丹文、满文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而得以名播寰宇。

【关键词】回鹘文  粟特文  福音体文  回鹘式蒙古文  契丹文  敦煌  吐鲁番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在宋元时代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被广泛使用以书写诏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我们认识与研究古代维吾尔族及中亚诸族历史文化的取之不尽的宝藏。但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国内外学术界对回鹘文字的来源及流变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取得统一的意见。有鉴于此,笔者全面收集、爬梳各种有关的资料,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回鹘文来源、得名由来、字母数目的演变及其与蒙古文、满文、锡伯文及契丹文的关系等问题作一尽可能详尽的申论。
一、回鹘文的来源
关于回鹘文的来源,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它来自景教徒所使用的福音体文字(Estrangelo);另一种认为当来自于粟特文。
首先系统论述第一种观点的是德国回鹘文研究先驱克拉普洛特(J. Klaproth)先生,他认为回鹘文应是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发展而来的。他说:
根据中世访问蒙古地方之传教士和马可波罗的记载,回鹘人中多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之流布,而传教士则为叙利亚人。这些传教士同时传授叙利亚文,最后发展为回鹘文。显而易见,回鹘文字不仅与叙利亚文相似,而且文字形体及连接方法亦与之完全一致。[1]
与之相同,苏俄学者拉德洛夫 (W. Radloff) 亦坚主此说。他认为:
回鹘文字之成立,与突厥文字一样,虽不详其究竟,但字型可明示其系统,我们由此可知回鹘文字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所用之叙利亚文字,即由福音体文字发展而来。[2]
此外,主该说者尚有兰斯铁(G. J. Ramstedt)、汤姆森(V. Thomsen)等许多著名突厥—回鹘语文研究专家等。此说在我国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27即认为:
回纥文字,至今犹存,所谓托忒字体是也,与西里亚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谓唐时天主教人自西里亚东来传教,唐人称为景教。陕西之景教碑,碑旁字两行即西里亚字,此其确证。回纥之有文字,实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亚文字之故。
今人采取此说者也不在少数,如李符桐在评论洪钧之说时曾说:“谓仿自西里亚,固属正确,但非为景教徒,而实摩尼教徒。”[3]张星烺也认为“畏兀儿文取法于叙利亚文”。[4]冯家昇进一步指出“回鹘文导源于叙利亚文,而粟特文是其连枝,也极近似。”[5]
何以有这样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有二。其一是回鹘文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在形体上的近似性;其二是《九姓回鹘可汗碑》对牟羽可汗时期回鹘改信摩尼教一事的记载。
《九姓回鹘可汗碑》勒立于820年左右,以突厥卢尼文、汉文和粟特文书写。碑文记述了回鹘牟羽可汗于763年放弃萨满教而改宗摩尼教的详细经过,可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相印证。但由于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直到1929年才被刊布,而《九姓回鹘可汗碑》却早已为学术界所引用。由于碑中对传教士的记述不够明确,故当时人把初来回鹘“开正教”的摩尼教徒误认为是景教徒。而景教徒所使用的正式文字是叙利亚福音体文,故而得出回鹘文源自叙利亚文的结论。
就字体而言,经过仔细对比,不难发现,回鹘文与粟特文比回鹘文与福音体文之形体更为接近,因此,若以字型为根据而论,称回鹘文源自福音体文也是难以得到支持的。起初,学界不少学者对《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的粟特文有误解,误认为这些文字就是回鹘文,如拉德洛夫即持此说。由于该氏在国际突厥学界影响极大,故其说流播也广。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认为回鹘文源自叙利亚文之说是缺乏依据的。那么,另一种意见所认为的回鹘文来源于粟特文的说法是否可信呢?
如所周知,粟特文是流行于以撒马尔罕、布哈拉为中心的古代粟特地区的一种文字,主要用以拼写粟特人——中国史书上所谓的昭武九姓人——所操的中古伊朗语。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随处可见古粟特商人的遗迹,其语言文字也随之向东传播。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至迟在5世纪末,其文字即已为突厥、回鹘民族所认识和使用。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哈喇和卓编号为75TMK90的墓葬中发现了9枚“代人”木牌。正面书汉文“代人”,背面书少数民族文字。[6]经释读可知,这些木牌背面的文字为粟特文,其中可释读的3枚,一枚拼写的为突厥—回鹘语kiši(意为人),另两枚拼写的为汉语,一为rin“人”,一为tairin“代人”。[7]
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同时还出土有永康十七年三月廿□日的汉文纸文书残片一件(编号为75TMK90:27),另有两件只书“十年”,而没有年号,可能亦系“永康”时物。永康是柔然郁久闾予成的年号。《魏书》卷103《蠕蠕传》载,北魏和平五年(464),柔然可汗吐贺真死,子予成继位,“号受罗部真可汗……自称永康元年”。如是,永康十七年应为480年。但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残卷卷末题记却有“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字样,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应为470年,永康十七年即为482年。[8]由于《魏书·蠕蠕传》系后人所补,而《妙法莲华经》残卷却为当时人所写,以理度之,当以482年较为可信。故学界多从之。[9]从这一文书看,该墓的时代当在公元482年左右,由此我们则可将突厥、回鹘人使用粟特文的时代由原来所认定的7~8世纪上推至5世纪末。
突厥汗国时代(552~599)早期,粟特文是乃当时流行的书面语文。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了《布古特碑》正面即以粟特文和粟特语写成,文中记载了突厥第3代可汗木杆(Mugan)和第4代可汗佗钵(Taspar)的事迹。当时,突厥卢尼文尚未形成,故以粟特语文撰写碑文。[10]
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粟特文在漠北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著名的回鹘碑刻《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塞维列碑》都使用了粟特文。说明回鹘人对粟特文的认识和喜爱也是由来已久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公元763年以后,由粟特人传来的摩尼教被定为回鹘汗国的国教,粟特摩尼教师及商人等在回鹘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上都享有特权,史书所谓回鹘“可汗常与共国”[11]之现象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粟特人地位的显要。他们所使用的粟特文被回鹘人采用以创制自己的文字也显得更为顺理成章。
如前所述,回鹘文字母与粟特文字母在字型上更为接近,而与福音体文相去较远,以此因素与回鹘文创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量,不难推定,回鹘文的源头应为粟特文而非叙利亚福音体文。只是由于粟特文和福音体文字都是由共同的原始文字,即闪含语系之阿拉美(Ahrimans)文字发展而来,字型本身就相差不远,故极易引起混淆。
下面我们再看回鹘文创制的时代。这也是长期困扰国际学术界的难题。拉德洛夫曾指出:
回鹘文何时产生并无证据,但从吐鲁番出土物看,8世纪下半叶已被使用。此外,Lavrov于喀什曾购得类似中国式之钱币,其一面即以回鹘文镌刻铭文Türgäš Xaγan bir käši (突骑施可汗一käši),故知此货币显然为8世纪上半叶所铸造,表明当时东突厥斯坦之北方,回鹘文已成为公用文字。[12]
文中提到的突骑施钱币及回鹘文问题尤当引起重视。我们知道,突骑施是唐代游牧于中亚七河流域一带的西突厥部落之一,于690年至766年间曾建立汗国,称雄中亚。自1938年始,苏联考古学家于碎叶、怛罗斯、江布尔和喷赤干等地曾相继发现数以百计的突骑施钱币。此外,在中国境内的库车、和田、喀什、吐鲁番、木垒、轮台及河西走廊等地也有零星发现。这些钱币系按中原形制铸成,圆形方孔,一面环写非常明晰的铭文,一面为弓形模印。其所用文字,被俄国拉德洛夫解释为回鹘文,德国学者缪勒也主此说。[13]由于二人在学界的影响很大,故其说也常被奉为圭臬,一直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1年才由俄国学者斯米尔诺娃改正。斯氏通过对突骑施钱币的全面而细致的研究,从而以确切的证据证实突骑施钱币上的铭字不是回鹘文,而是粟特文,故而她改称之为“突厥粟特文”。[14]她的研究修正了过去学界一直流行的回鹘文早在8世纪即已在突骑施汗国使用的说法,故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与认可,对中亚古代钱币、粟特文、回鹘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么,回鹘文应该创立于何时呢?我认为其时应在763年摩尼教输入回鹘汗国不久。遗憾的是,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中行用的证据却甚为稀见,惟一的证据就是20世纪50年代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省 (Увсаймгийн) 图尔根苏木 (Тургэнсум) 发现的书有8行回鹘文文字的碑铭——乌兰浩木碑。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汗国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的使用。
二、回鹘文的发展及其应用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辞典》中记载说:
所有突厥语采用的基本字母有十八个,突厥文(即回鹘文——引者)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15]
经过不断的发展,到元朝时期已发展为21个。彭大雅《黑鞑事略》称:
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行于回回(指回鹘人)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则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
再后,元末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8对回鹘文又作了这样的记述:
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
由上可以看出,回鹘文字母数量呈与时俱进之势,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为21个,最后才发展成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早期回鹘文中的s和š,n和a(在词中),x和q不加区分,只是后来才在相应的字母之左或右加一点或两点以示分别。早期回鹘文文献中的y和w也不加区分。在字体上,回鹘文的形式也比较多,有棱角突出的刻经体,有笔画圆润的写经体,有龙飞凤舞的草书体,也有线条流畅的行书体,更有书写直硬的硬书体和字体紧凑的活字体。[16]
至于“回鹘文”一称的得名,因于史无征,我们难以考见。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回鹘人一般都是以türk tïl (即突厥语) 来命名自己的语言,如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玄奘传》、《华严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都是如此,只有少数例外,如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跋称作türk uyγur tïl (突厥回鹘语),括鲁迪·桑加失里译《胜军王问经》则题作uyγur tïl (回鹘语)。“回鹘文”一名的出现,与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回鹘人塔塔统阿的归顺不无关系。《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载:
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大扬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赵珙《蒙鞑备录》亦载:
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当为西误)河搏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
这里所谓的“畏兀字”、“回鹘字”即回鹘文。“回鹘文”之称当以此为始。此后这一术语开始频频出现于中外文献(如《蒙古秘史》、波斯文献《史集》及元代来华传教士卢布鲁克、柏朗迦宾的游记)之中。由是观之,“回鹘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又因为蒙古人采用这种文字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从而使“回鹘文”影响进一步扩大,名播寰宇。
回鹘文的创立与使用,加强和巩固了维吾尔语在天山南北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从而为促进塔里木盆地居民的维吾尔化做出了贡献。不过,这种文字在蒙古高原创制之初很少使用,作为通行文字,那还是840年回鹘西迁以后之事。从9世纪中期直至15世纪,回鹘文在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得到广泛的使用,19世纪末以来这里相继发现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文献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13至15世纪间,统治新疆、中亚乃至东欧诸地的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帖木尔帝国也都曾采用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例如现存金帐汗国时代的《铁木耳库鲁特扎令(Tämir qutluγ yarlïγï)》、《托赫塔迷失扎令(Toqtamïš yarlïγï)》等就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在帖木尔帝国时代许多用突厥语写成的伊斯兰教内容的著作都用回鹘文重新抄写过,如11世纪著名的回鹘文学著作——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就在这一时期被人们用回鹘文抄写过。阿合买提·优格纳克的《真理的入门》也在1444年由撒马尔罕人用回鹘文抄写。
三、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制
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蒙古人于13世纪初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即所谓的回鹘式蒙古文,又称老蒙文。
如所周知,蒙古本为兴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兀儿史记·塔塔统阿传》称其素无文字,“处理万事,徒资唇舌,使命往返,必口受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9亦曰:“鞑靼亦无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画,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后来回鹘文虽传到漠北地区,但并未对那里的蒙古人产生应有的影响。南宋孟珙《蒙鞑备录》即谓蒙古人“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两当为西之误)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17]说明当时由西域传至蒙古高原的回鹘文字仅仅在商业活动中有所传播,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引起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的关注。
尔后,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力量的壮大和地域的扩张,与周边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前那种“刻木为契”的旧传统已完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回鹘文悄然步入蒙古宫廷。从前引《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的记载来看,蒙古贵族对回鹘文的接受始于1204年。当成吉思汗灭乃蛮俘获塔塔统阿时,还不知道印章有“出纳钱谷,委任人材”的用途,通过塔塔统阿,印章制度才在蒙古社会生活中逐步得到应用与推广。当时蒙古人已通过金朝降人对回鹘文有所了解,当成吉思汗获知塔塔统阿熟知“本国文字”后,“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这里的“畏兀字”即回鹘文,“国言”即蒙古语。以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种特殊的结合方式后被称作回鹘式蒙古文。元成宗时,蒙古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对这种回鹘式蒙古文字体加以改造,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使这种文体更加完整和规范化,并且传播使用到今天。
蒙古语与回鹘语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不但在类型学上同属粘着语,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尤其在语音系统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以回鹘文拼写蒙古语是比较方便的。这应是蒙古贵族接受回鹘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回鹘式蒙古文文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流播甚速,“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儿书”。[18]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对蒙古人使用回鹘文的情况记载道:
畏兀儿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书记官,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19]
《元史·释老志》收录有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布的诏书,也说昔日蒙古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间,西蒙古卫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学家、大译师扎雅班智达(Zaya Bandita, 1599~1662)又对回鹘式蒙古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17世纪时,蒙古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回鹘式蒙古文常常无法准确地表达蒙古语的全部语音,给语音记录带来了诸多不便,更使佛经翻译工作障碍重重。根据这种情况,扎雅班智达便在原来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使之能够更清楚地书写蒙古语。为此,该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 Mongol)”。托忒系蒙古语音译,意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国学者又称之为卡尔梅克文(Kalmack)。该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中仍在继续使用,又称“卫拉特蒙古文”。
1599年,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德再根据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史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以对应于1632年奉皇太极之命改造而成的新满文。新满文在老满文的基础上附加圈点,增设了10个特定字母,构成由131个音节组成的新文字体系,一直行用数百年之久。
满文的行用又直接促成了锡伯文的形成。锡伯族在归附清朝后就开始使用满文。1947年,伊宁“锡索文化协会”主要成员萨拉春、仲谦等人对原来使用的满文进行了适当的增减,将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掉,另制3个新音节符号,制成锡伯文,行用至今。
四、契丹小字与回鹘文的关系
回鹘文对契丹文字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谈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辽史》卷64《皇子表》的有关记载: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便学会(若解释为“理解”当更合适,详后)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据考应在天赞四年(925)。
这条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期学者(如王静如、陈述、李符桐等)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认为契丹小字是根据回鹘文创制的。后来,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尤其是1950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萧效忠墓志》的发现与研究)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20]
契丹本无文字,在辽朝建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机才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也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无疑,这里所说“文字”指的应为契丹大字。从今天所知的文献看,这种文字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
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遇到重重障碍。[21]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
那么,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袭回鹘文字母而来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先生根据契丹字哀册所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历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鹘语与契丹语语法特征的相似性,认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鹘文息息相通的”。[22]尽管作者采用了比较折中的说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学界的批评。原因很简单,契丹文小原字(契丹小字之最小读写单位)之字型与“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箓,如曲谱五”[23]的回鹘文字母迥然有别,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笔法上的内在联系,却明显与汉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
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当更为切合实际,否则,迭剌即使再聪明,仅仅跟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就想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进一步以之为据来创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迭剌学而用之的应是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和谐的特点。故而,用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其特点是“数少而该贯”。“数少”,既可解释为原字数量较少,也可解释为笔画较为简单,或兼而有之;“该”,即“赅”之通假,意为完备,“贯”,“贯通”意。质言之,这种文字是比较简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却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语完全贯通。[24]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1090)李谦贞撰《郑恪墓志铭》中又被称为“小简字”。[25]总之,回鹘语文与契丹小字的形成息息相关,对促进契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 不论就字型还是就回鹘文创制的历史背景言,回鹘文的来源都可推定为粟特文,而非福音体文;2. “回鹘文”的得名来自于蒙古人的称呼,它之所以能够名播寰宇,应与蒙古人采用其文字“以书国言”关系极大;3. 回鹘文创制之初,其字母并不固定,先为18个字母,后发展为23个;4. 回鹘文直接导致了回鹘式蒙古文的形成,而回鹘式蒙古文又直接影响到满文的创制,后来满文又直接推演出锡伯文的出现。此外,契丹文的创制也与回鹘语文不无联系。


 
[1] J. Klaproth, 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40, S. 53.
[2] W. Radloff, Alttürkischen Studen,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СССР VI, 1912, S. 747-788..
[3]李符桐《回鹘文字来源及其演变》,《李符桐论著全集》第三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30页。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4页。
[5]冯家昇《回鹘文和回鹘文的〈玄奘传〉》,上海《大公报》1952年3月4日。
[6]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120~121页。
[7]库尔班·外力《吐鲁番出土公元五世纪的古突厥语木牌》,《文物》1981年第1期,第63~64页。
[8]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页;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7~118页;白须净真《高昌墓砖考释》(三),《书论》第19号,1981年,第158、163页。
[9]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36~137页。
[10] [苏] S. J. 克略希托内、V. A. 列夫斯基著,龚方震译《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5~53页;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44~358页。
[11]《资治通鉴》卷237胡三省注文,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638页;《新唐书》卷217《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26页。
[12] W. Radloff, Alttürkischen Studen,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СССР VI, 1912, S. 19.
[13]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Berlin 1911, S.95
[14] О. И. Симиирнова, Сводне Каталог Согдийскиш Монет (Бронзе), Москва,1981, стр.397-405.
[1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6]牛汝极、杨富学《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7~531页。
[17] [宋]孟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北平: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13页。
[18]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武都忠简王神道碑》。湖北先正遗书本。
[19] Christopher Dawdon,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1955, p. 142.
[20]但其影响长期存在,采其说者不乏其人,如: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9页;李红侠《从两族关系上看回鹘对契丹的影响》,《阜新辽金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等。
[21]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22]厉鼎煃《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174~177页。
[23] [宋]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北平: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67页。
[24]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字研究概况》,《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22页;《契丹小字研究》,第10页。
[25]陈述辑校《全辽文》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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