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交通大学学士学位论文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系列“决定”看现代秘书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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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女教师刘伶利因患癌被开除的事件持续发酵， 引发各界强烈关注。随着报道的深入， 除了拒不履行法院二审判决的博文学院院长遭到舆论强烈谴责外， 从该事件中接二连三流出的《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关于开除杨文明等同志的决定》等法定公文， 也因写作格式混乱错误， 内容凌驾于法规之上而被人广为诟病。毫无疑问， 这几份错误连篇的公文出自该校秘书工作人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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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出台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下简称《条例》） 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 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 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公布法规和规章， 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 请示和答复问题， 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这即赋予公文一定的权威性和法定性， 因此，客观上要求处理文书的人员真懂法、会用法，以实际行动维护公文的权威与尊严。《条例》第七章第二十九条规定： 党政机关公文由文秘部门或者专人统一管理。可见， 文书处理工作人员一般为秘书工作人员。可以说， 秘书人员的文书处理能力， 不仅直接体现着个人的素质水平， 也反映了所在单位政务工作的效率质量和规范程度。

从该事件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关于开除杨文明等同志的决定》， 以及事件被曝光后， 学院紧急公关补充发布的《关于恢复刘伶利同志劳动关系的决定》等公文， 无论从格式还是内容来看， 都与一份合格的法定公文的要求相去甚远。这起码折射出秘书人员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业务能力低下， 知识更新停滞

以《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为例，就存在要素误用或缺失、要素位置错乱、标点与数字误用、用印错误、引用错误等问题。一是该文使用的文种是“决定”， 却在发文机关标志右下方标注了“签发人： 陈玲” 字样。《条例》第三章第九条明确规定： “上行文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 而事实上， “决定” 为下行文， 无需标注“签发人” 这一格式要素。二是发文字号“兰博院发［2015］ 14号” 的书写和标注位置存在问题。《党政机关公文格式》7.2.5条明确指出： “年份应标全称， 用六角括号‘〔〕’ 括入”， 该文用了中括号“［ ］”，显然是错误的； 同时， 由于错误标注了“签发人” 这一要素， 导致发文字号错置在了发文机关标志左下方。三是成文日期错误地写成了“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成文日期用小写汉字书写， 这已经是老黄历了。2012 年发布的《党政机关公文格式》明确指出： “成文日期中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 年份应标全称， 月、日不编虚位（即1 不编为01）。” 四是该公文存在空行错误的问题。《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对各要素的空行情况有着详细规定。比如， 发文字号应位于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两行的位置， 而该文将之直接放在了发文机关标志的下一行； 标题应位于红色反线下空两行的位置， 而该文只下空了一行； 主送机关应位于标题下空一行的位置， 而该文在标题下空了至少两行。五是发文机关署名和用印存在问题。《党政机关公文格式》7.3.5.1 条规定：“单一机关行文时， 一般在成文日期之上、以成文日期为准居中编排发文机关署名， 印章端正、居中下压发文机关署名和成文日期， 使发文机关署名和成文日期居印章中心偏下位置， 印章顶端应当上距正文（或附件说明） 一行之内。”简单地说， 公文用印一般遵循“骑年压月” 的规范， 并与正文保持一定距离。该文不仅发文机关署名缺失， 用印也随心所欲， 与正文最后一行明显相交。六是引文存在问题。该文正文中“该两位同志连续旷工已违反兰博人字［2009］ 6 号文件规定” 一句， 明显违反了引用公文时应“先引标题， 后引发文字号” 的规定。

从随后爆出的《关于开除杨文明等同志的决定》和《关于恢复刘伶利同志劳动关系的决定》这两份文件中， 我们还可反推出《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的版记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该公文中居然出现了已经被废止的“主题词” 要素， 文件的“印发份数” 也作为要素之一出现在版记末条分隔线之下。根据规定，抄送机关和印发机关应居左空一字， 印发日期应右空一字， 但该院的公文直接顶格标注了这两个要素。“抄送机关” 按规定应为4 号仿宋字， 但该公文版记部分的字号不仅与正文部分大小一致， “抄送机关” 字样还予以加粗。总而言之，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公文制作粗枝大叶、随心所欲。这反映出公文制作人员拟写不仔细、公文审核者把关不严的低劣的业务素质。在公文诸要素中， 凡涉及新旧法规变更的内容， 都未能与时俱进加强学习， 才出现了成文日期使用小写汉字、“发文机关署名”缺失、已删除的要素“主题词” 出现等问题，导致公文的权威性、严肃性下降。在事件公之于世后， 这样的公文自然就沦为了笑柄。

二、法律意识淡薄， 法治底线失守2014 年1 月7 日， 总书记在 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 带头遵守法律， 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 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 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深刻地反映出当下社会仍存在法治缺位的现象， 而一些领导干部错误的的观念和做法， 又助长了这种不良作风。从秘书工作的角度看， 无论是拟写文书还是参谋咨询， 秘书人员都应恪守法律底线，自觉做法律的维护者。

秘书工作人员将情绪代入工作， 很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前有2009 年奉节县民政局在所发公文中多处使用“耍赖” “所到之处鸡犬不宁” “卢是一个有嘴无脸的人” 等侮辱性语言， 最终被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 后有2015 年盱眙县地方海事处在公文中污蔑原告“以无理无赖和啥都不算事的态度，视投标为儿戏， 心态畸形， 公然挑战、扰乱招投标秩序”， 最终被法院认定“确属不当”。这些案例反映了公文撰制者的无知和法律意识的欠缺。

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开除患癌职工事件中，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法盲执政” 的身影。博文学院《关于恢复刘伶利同志劳动关系的决定》一文中提及： “根据《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 甘01 民终992号） 终审判决， 我院按一、二审判决执行恢复刘伶利同志的劳动关系”， 这就坐实了媒体之前爆出的“博文学院拒不执行法院二审判决， 依然坚持解除与刘伶利的劳动关系” 的事实。而兰州中院二审对原判的维持， 也使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所谓刘伶利因旷工而被开除的理由站不住脚。判决书中这样写道： “交大博文学院以此为由开除刘伶利并解除与刘伶利的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认定交大博文学院开除刘伶利决定无效， 双方恢复劳动关系正确， 本院予以确定。唯适法律不当， 本院予以纠正， 上诉人交大博文学院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 应予以驳回。” 促使法院做出该判决的依据是清晰的证词， 即“交大博文学院认可在刘伶利与交大博文学院电话通话中， 刘伶利陈述其本人及家人都在外地就医， 无法履行请假手续，等回来后补办请假手续……不属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师聘用合同》第三条第八项第3款约定的擅自离岗， 旷工的情况”。

那么， 在作出开除刘伶利等人决定的院长办公会议上， 院方没有掌握这些情况吗 显然不是。在明确掌握各方情况的情形下， 公然作出与聘用合同相违背的决定， 还以公文的形式使其“合法化”， 这难道是一个秘书应该为之的吗 公文是具有法定效力的工具， 它的制发必须以守法遵法为前提。该事件中秘书法律意识之淡薄， 由此可见一斑。

在二审判决后， 秘书人员仍放任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不作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我国法院审理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即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服的， 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二审程序；二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的， 即为终审判决。拒不执行终审判决， 使人看到了博文学院傲慢无理、狂妄自大的处事做派。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法行为， 秘书人员又是怎样做的呢他们否有效发挥了参谋提醒职责， 遏制了事态的不良发展呢

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履行相应的法律职责。因此， 不论行使管理职权或是选取履职方式， 都要依法合规。该事件中， 秘书工作人员不仅将违法事实载入公文， 在处理重大事件时， 还缺乏对法律的尊重， 放任以言代法的行为发生。试想， 如果秘书人员在领导作出错误决策时提出正确的参谋意见， 并对事件的发展从法律的角度作出准确的判断， 或许就能克服权力运行中的弊端， 避免不良事态的扩大。

三、职业道德失范， 精神内涵缺失

何为职业道德 从狭义上讲， 是指一定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本职工作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是对某一职业从业人员约定俗成的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行为约束机制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秉笔直书、正言直谏是中国古代秘书人员优秀的职业品质。西周时期， “君言必录， 君举必书” 的史佚、春秋时期“书法不隐” 的“古之良史” 董狐、唐太宗时期犯颜直谏的魏征、清代著名师爷汪辉祖等， 这些古代的秘书史官无不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敢于直谏这一优秀的道德品质， 成为中国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

诚如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所说： “尽心云者， 非构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亲骨肉未必尽明事理， 而从仆胥吏类皆颐指气使， 无论利害所关， 若辈不能进言， 即有效忠者， 或能言之， 而人微言轻， 必不能劝其倾听。” 他对秘书提出“尽言” 的要求， 就是希望强化秘书的道德意识， 让秘书尽最大努力辅佐主官。由此， 中国古代秘书将“忠、信、义”等秘书职业道德思想和“有为、崇德” 的文化内涵有效地传承了下来。

新形势下的秘书工作， 虽为奉命而作、应事而作、代机关立言， 但也应恪守这一道德准则。反观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秘书人员的所作所为， 惟命是听、奉命行事成了其根本遵循。在公文制发过程中， 秘书人员似乎只充当了一个傀儡的角色， 领导怎么决定就怎么表达， 或机械地认为领导说的就是正确的， 或被动地全盘接受领导的意思。如此， 一不尽心， 二不尽言， 不分是非曲直， 都“坚决贯彻执行”， 丧失了一个秘书应有的职业道德。事实上， 汪辉祖早已提出“就馆宜慎， 不合则去” 的幕学之道，面对明显错误的主官言行， 秘书人员应秉持原有的独立人格、正直品性和职业道德， 否则，大可自主离开， “合则留， 吾故无负于人； 不合则去， 吾自无咎于己”。如果说， 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违法事实” 合法化的原因之一， 那么， “士可贫而不可慢” 的气节的遗弃， 秘书职业道德的失范才是如此可笑的系列公文“横行” 学院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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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爆发后， 博文学院随即通过发布一系列文书进行危机公关， 《关于刘伶利老师一事的情况说明》《关于对江雪芸同志做出停职检查的处理决定》《关于恢复刘伶利同志劳动关系的决定》《道歉信》等陆续公开。可悲的是，除了满篇缺乏诚意的空话、套话之外， 读者看不出一个学院对待逝者的责任担当。特别是秘书在拟写《关于对江雪芸同志做出停职检查的处理决定》时， 依然简单地照搬上级领导意见，以人事处处长江雪芸“存在工作失误” 为由宣布将之停职， 具体内容语焉不详， 引得舆论哗然， 惹来“找替罪羊” “背黑锅” 之嫌。而《关于恢复刘伶利同志劳动关系的决定》这个本该在二审法院判决后拟就的公文， 也是在一条生命逝去之后才姗姗来迟。此事件中秘书人员职业道德的失范， 既是独立人格缺失的表现，也是对生命尊严的冷漠。这种精神内涵的缺失所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无不警示现代秘书从业人员， 只有将内心升华到更高层次的职业道德境界， 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为人做事真正做到无愧于心。现代秘书的文化修养不应只停留在意识自觉上， 加强秘书文化内涵建设应是当务之急。

参考论文(paper)：

[1]兰州鼓子的村落文化特征

[2]兰州鼓子的村落文化特征

[3]让中华文化素养在教学中厚积薄发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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