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论文范文 苏区时期 政治传播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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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南昌 330045）

教育视角下 苏区民众革命意识培育

苏区植树运动

苏区时期党的纪检监察工作的回顾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功能探析

［摘 要］ 苏区时期中国 的政治传播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究其原因，中国 做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引领，编制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民生活实际的话语资源；以党组织为组织引领，动员广泛的群众参与；以党报机关报等 渠道为载体引领，运用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载体。

［关键词］ 苏区 中国 政治传播

大革命失败后，江西的农民群众对中国 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党的各项活动难以开展，南昌起义部队在由南昌转至瑞金途中，“沿途全无农 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1］p408。然而到了 苏区后期，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却无奈电告蒋介石：“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岁小孩都是‘共匪’。”［2］p348这一现象的产生，与 苏区时期中国 的政治传播是分不开的，中国 的政治传播工作何以如此成功本文将做一番探讨。

一、内容的先进科学是政治传播的立命之本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的最终目的，便是将农民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曾提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 革命达到胜利。”［3］p706因此，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理论体系为话语资源展开的。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体系，它是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实践为主要基础总结出来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农民生活实际存在较大差异，并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进行传播。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 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边灌输进去”［4］p317。因此，要让中国农民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中国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定的解析并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群众生活实践结合，科学地判断符合中国国情且易被群众接受的内容，再通过反复的宣传和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

为了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 首先是编写和出版了一批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著作，包括《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国苏维埃的政权》《 、共产青年团》《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这些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为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工作拓展了话语资源。当然，理论性的著作是给少数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人去阅读的，对于广大知识不多、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必须要在这些理论成果中寻找切合农民生活实际的内容，并转化为群众容易理解、能够接受的语言来传播。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想知道自己为何一直穷苦，怎么才能改变现状。这是他们最朴素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基于此，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内容的核心便是围绕广大农民的这两个疑惑展开，将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灌输给他们。在具体传播工作中，中国 有意识地结合农村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将阶级话语融入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村中阶级关系极为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这时只是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5］p72。通过宣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滔天罪行，讲清贫苦工农为什么(What)灾难深重，求生不得，以及要不受压迫,只有起来革命的道理”［6］p81-82。使农民认识到自身处境的共同性，以及所面对的共同敌人，从而产生阶级认同感。农民的阶级认同感产生之后，中国 进一步将革命介绍给农民：“工农们来士兵们，豪绅压迫记在心，穷人只有路一条，土地革命第一程”；“我本是一工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产阶级，若不这样做，永远做奴隶”［7］p2-6。通过这种宣传鼓动，使农民认识到革命是改变现状、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

在农民了解自身地位，并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改变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党的理念宣传，例如“国民党是有产阶级的党， 是无产阶级的党”，并“向他们解释什么(What)是苏维埃，什么(What)是红军”，以及时政宣传，例如“蒋桂战争是美日英三大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武装表演”等，让群众了解国共两党的差别并走出过去封闭自保的思想意识。与此同时，党还创作了大量反应革命后美好生活的文艺作品，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最后的胜利》等。通过这些内容的传播，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为土地革命而战”，成为了全体工农的共同心声。

二、受众的广泛参与是政治传播的力量之源

苏区时期在中国 党内和广大军民中，除了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曾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外，大部分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知都是模糊的，甚至完全没有概念，如果政治传播仅仅依靠这些少数的先进知识分子展开，传播主体的力量和传播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也不利于党和群众的融合。因而，党通过一系列制度措施，尽可能地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到政治传播中来，使广大本应在政治传播中处于受众地位的军政干部边学习边传播，以学习促进传播，通过传播检验学习，使政治传播主体的力量大大增强，传播范围得到扩大。此外，党还善于将异己力量为我所用，扩大政治传播的范围。这种模糊政治传播主体和受众的界限，引导政治传播中被动接受的客体向主动传播的主体转变的方法，为中国 政治传播工作汇聚了强大的力量。

苏区时期中国 的政治传播工作，主要是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领导军民开展的，1931年4月21日《 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就指出：“苏区内各 局必须要有健全的宣传部，领导苏区内一切宣传鼓动工作。”［8］p211并要求各 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苏维埃的机关报”，“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必须经常做公开的共产主义的宣传”，等等。当时设在 苏区的 苏维埃区域 局统领 苏区各省的宣传工作。各省委也设立了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必须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机关，而要实际指导全省范围内的宣传工作”［7］p16。省委以下，县委区委也都设立了宣传部门，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部门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宣传策略，同时要帮助各支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作为最基层的各支部，也有专人负责所在区域的宣传教育工作，支部所有成员都负有对外宣传的责任。

军队作为 苏区时期党所掌握的最重要的力量，党的许多政治传播工作都是依托军队开展的，“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红军除了对党的各项政治传播工作给予支持外，自身也建立了一支对外传播的专门队伍，即红军的宣传兵制度。宣传兵制度初创于井冈山时期的朱毛红军，当时规定军中每一机关无论连队、政治部还是卫生队，都需安排5人承担宣传工作，这5人便是军队中的宣传兵，这些宣传兵没有战斗的任务，主要职责就是对外宣传。“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个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9］p369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后，党对红军的宣传兵制度进行了完善，充实经费，优选人员，并加以培训，改变了过去宣传队又是“收容所”的不利处境。同时规定:“以支队为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宣传中队，队长队附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各支队宣传员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10］p821-822。

农民的政治传播工作，主要是以乡苏维埃为单位开展的。“乡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11］p343。乡苏维埃的政治传播工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依托各村在乡苏维埃的代表。代表是按各个村以及不同的阶级（这里的不同阶级仅指农民和工人）分配名额，由村民选举产生的。获选的代表普遍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声望，他们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获选代表直接领导村民，每个代表领导的村民从20多人到50多人不等。苏维埃的一些重要的任务，比如扩红、认领债券等都是在代表和村民之间的互动中完成。代表作为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乡苏定期举行会议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再通过他们将党的各项主张在村民中传达。另一种方式是依托一些新型的群众组织，例如农妇委员会、贫农团、童团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按照各自的性质将同一特点的群众纳入组织，再集体参与各种运动，这样在农村中就形成了许多跨越村落和传统社会关系的新型组织，这些组织由乡苏直接领导。由于其成员身份特点的共同性，对他们的政治传播变得更有针对性，同时在组织内部，由于彼此身份的认同和对新型组织的热情，成员间彼此讨论学习，积极传播党的各项主张。

一些组织机构的设立，也为 苏区时期中国 的政治传播工作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平台，其中俱乐部和列宁室的作用最为突出。1934年4月颁布的《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它普遍在“每一级政府机关或每一个大的工厂企业。“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非公民而能担负俱乐部工作，并无违犯苏维埃法令的行为者，亦得加入。”俱乐部通过定期组织成员开展出壁报、演文明戏、唱歌跳舞等活动，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在丰富广大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通过成员们的亲自参与，将党的主张更加鲜活地传播到群众中。列宁室则是俱乐部框架下一个独立的机构，“每一俱乐部之下，按照伙食单位（或村庄）成立列宁室”。“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立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7］p221-228。它与俱乐部从不同的方面促进政治传播工作的开展，俱乐部主要组织讲演、戏剧、游艺和体育等文娱活动，列宁室则主要组织读报、出壁报和文化学习等理论学习活动。至1934年1月， 苏区境内共有俱乐部1917个，这些广布的俱乐部，成为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最有益的平台。

除了利用革命的力量来进行政治传播，中国 还善于将异己力量转化为我所用，增强政治传播的力量，扩大传播范围。白军士兵就是中国 争取的重要对象，白军士兵大多来自于农民，具有很高的争取可能性和价值。 在老七溪岭战斗后曾说：“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是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12］p197。除了白军之外，针对中国 党内知识分子缺乏，政治传播工作需要一定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从事这一现实，中国 还将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加以改造利用，增强传播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 在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13］

载体的丰富亲民是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的安身之法， 苏区时期中国 的政治传播实际上就是将党的主张渗入到原有的乡村文化和农民意识中，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作为一种脱离原有乡村文化传统的异质理念，并不符合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解读方式。因而中国 政治传播除了需要在内容上贴近农民生活实际外，载体的运用也要注意与农民脑海中已经形成的话语体系和解读方式融合，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 苏区时期中国 借用民间艺术形式和艺术组织的力量，以少数机关组织带动广大的群众文娱组织，在发挥党报机关报舆论引领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戏剧、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政治传播的话语通俗化、口语化、形象化，以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

在 苏区时期，中国 所利用的诸多传播载体中，报刊起着舆论引领的作用。1931年3月5日，党 《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提到，“要尽量利用党报及一切公开刊物，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共产主义宣传，要坚决消灭忽视党报组织作用的现象”［8］p164。同年4月21日的《 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明确要求，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报“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同时指出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报应注意受众差别，“前者是本党同志和比较接近于党的工农分子的读物，后者是在苏维埃政府下广泛的工农群众的读物”，所以后者的编辑“必须特别通俗”［8］p212。在 ，还成立了 党报编辑委员会。 苏区5个省，各省委都办了机关刊，有的还办了苏维埃机关报。

除了党报和机关报外，党还注重对各种小报的发展，“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各乡村各城市创办当地的小报”，“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以及编辑画报、壁报等。“ 机关报在一定期间，可以召集壁报编辑者会议等类的会议，来教育与训练他们。”［8］p164这些小报相对于党报和机关报更加照顾工农的阅读习惯, 还曾指示“一概用大张纸写，内容丰富，图画多，字要大而清晰”［11］p100。小报的政治传播作用是巨大的，“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是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14］p48。通过报刊这一载体的运用，党建立了从中央至地方，由党报、机关报和各类小报构成的理论性和通俗性并存的报刊体系。整个 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县各级党政军群出版发行的报刊有150多种，军队出版发行的报刊至少有41种，此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小报未能完全统计。报刊这一传播载体为 苏区时期中国 进行政治传播，教育群众和引领舆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苏区时期中国 除了依托报刊这一载体进行政治传播外，尤为注重对各类艺术形式的改造利用，使之成为党进行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戏剧的作用最为突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提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15］p102戏剧作为中国农村传统的娱乐方式，对农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红军绝大部分出身农民，他们参加红军后，戏剧成为日常休闲的重要娱乐方式。“重要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是先从部队开始的……它完全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与当地群众工作的需要，在部队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16］p18。朱毛红军时期，红军宣传工作曾采用过化装演讲的方式，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戏剧形式，演讲人员采用角色扮演、简单的化装，将原本较为抽象的演讲变得更加形象生动，为群众喜闻乐见。后来对这一艺术形式加以完善，逐渐发展成为“文明戏”，被广泛运用到军民的宣传娱乐中。当时许多地区都建立了以农村传统戏班为基础的新剧团，新剧团以演“文明戏”为主，成为党的政治传播的有力组织。 苏区第一个专业化剧团是以红军学校俱乐部戏剧小组为基础成立的八一剧团。八一剧团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 苏区政治传播的需要，中国 在此基础上吸纳部队和地方的戏剧爱好者，组织成立工农剧社，并征召共青团员组成蓝衫团在 苏区各地巡回演出。“每次新剧演到半夜，群众总是不肯回去，要求再演”［7］p248。针对戏剧极受群众喜爱、宣传效果显著的情况，党迅速在各地组建了工农剧社分社，并创办了戏剧学校，充实戏剧宣传队伍，各俱乐部也纷纷组织成员排戏演戏，满足群众对戏剧娱乐的需求。一大批优秀的戏剧作品如《为谁牺牲》《武装上前线》《无论如何要胜利》等被创作出来，让广大军民群众在娱乐的同时，将党的主张转化为自己的认识。

重生之 苏区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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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作为一种极易传播的艺术形式，在 苏区时期亦得到了广泛运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批评过去的宣传工作“革命歌谣简直没有”，并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10］p822-823。此后，中国 政治传播对歌谣的运用开始迅速发展。“仿乡村最通俗的曲调，作成最浅近的歌文，散发各乡村告农民妇女小孩们去唱”［17］p213。时任闽西特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子恢，就因创作了大量被群众喜爱的山歌作品，成为远近闻名的“山歌部长”。俱乐部建立后，在游艺股中专门设了唱歌小组，组织各种唱歌队到集镇演出或到各村巡回演唱。歌谣的传播效果是显著的，“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等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拥护 的主张”［5］p448。歌谣的政治传播效果不仅限于对 苏区军民的影响，由于其朗朗上口、极易传唱的特征，这些歌曲流入白区，为党在白区的政治传播工作作出了极大贡献，当时白军内流行着一首山歌“一怕红军刀枪阵，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阵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7］p15。1931年夏，兴国长岗乡山歌队，正是通过对被围困的白军唱山歌，使白军一个排向红军投诚。

标语是中国 长期以来大量运用的一种传播载体，1930红军第四军颁布的《宣传员纲要》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随时随地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7］p199。为了提高标语的传播效果，中国 对标语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细致区分，《红军标语》中将标语的内容按主题明确区分为13种，且不允许宣传队自创标语，以保证宣传标语内容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此外，不同区域的标语内容和书写方式也有不同的要求，乃至标点符号和具体书写位置也做了详细规定。当时的标语主要有墙头标语、石刻标语和纸贴标语三种形式，运用的范围广布苏区和白区，特别是在其他传播载体难以深入的白区，标语成为中国 传播政治主张最重要的载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1931年底宁都起义前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某团副团长的苏进在回议宁都起义时，多次提到标语对他的震撼，成为他转变对 认识，投身革命的重要因素。他在回忆中说：“我是第一次看，所以对每一条标语都感到新鲜，感到有意思……‘剿匪’‘剿匪’，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政治口号”同时起义的团长黄中岳也提到“ 写标语很讲究，每条标语后面都有标点符号”［6］p283-293。可以说标语对促成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的对象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对他们的政治传播工作，口头上的宣讲是必不可少的。 在《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中曾指出，宣传教育群众的形式多种多样，但“第一是口头讲话”。中国 运用口头宣讲传播政治主张由来已久，早期党小组的先进分子就大量运用了演讲这一方式。朱毛红军时期创立的宣传兵制度，已成立专门的讲演队。 苏区时期，演讲的政治传播功能被充分地发挥出来，“每个区都要建立一个讲演所，及时将革命形势及当地实际情况向群众做报告”［18］p630。各组织的俱乐部也专门设了讲演股，组织对群众进行革命宣讲。讲演的方式也多种多样，集会讲演、问答讲演、画报讲演等都是当时常用的讲演方式。在讲演的方法上，“必须用最通俗的日常谈话的语句，渐渐加入政治科学的专用名词，切忌千篇一律的术语堆砌起来的讲演”［7］p220。除了讲演的形式外， 苏区的口头宣讲方式还有故事会、军民联欢会、讨论会等多种形式，意在讲演之外，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参与度。

除了上述五种传播载体外， 苏区时期中国 的政治传播工作还大量运用了口号、美术等形式，它们或刊印在报刊上，或作为标语内容，丰富着中国 政治主张的表达形式，为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整个 苏区时期中国 政治传播的成功之道，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引领，融合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中国 为组织引领，融合其他各组织与传统势力，动员广泛的群众参与；以党报机关报等 渠道为载体引领，融合各种艺术形式与民间艺术组织，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参考范文：

[1] 苏区的红色金融

[2] 苏区时期儿童教育的特点

[3] 苏区统一财政斗争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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