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转轨的目标、路径及绩效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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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相继开始打破原有的僵化模式，踏上改革之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变了原来推行的渐进式改革，转而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经济发展中却出现持续的高通胀和经济滑坡，直到新世纪初才略有起色。中国采取稳妥地渐进式改革，不仅渡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一、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差异

虽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均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但两国转轨的战略目标选择上却有很大差异。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彻底放弃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转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早在1991年10月的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就宣布了他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俄罗斯独立后，1992年2月盖达尔政府向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提交的《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方案，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活动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由此，必须进行私有化和制度上的改革。”[①] 叶利钦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俄罗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的产权制度为基础，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社会保障市场化。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反映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货币主义)学派的意识形态，也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②]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计划主义受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危机的迹象已经明显暴露出来，此时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方案就是所谓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一些主要国家对危险的通货膨胀和深刻的衰退的克服，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扩张，并得到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认可。俄罗斯1992年开始推行以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改革正是秉承了货币自由主义思想：经济活动全面自由化；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通过私有化，迅速实现经济制度改革，发展市场基础，把国家作为市场的外部力量从经济运行中清除出去；经济全面对外开放。

当选总统前，针对俄罗斯糟糕的经济现状，普京强调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作用。但主政后，其自由主义倾向明显加强，转而主张“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不再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强调国家如何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条件。普京并不是要改变叶利钦的改革方向，而是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巩固业已形成的私有化基础。2001年3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俄罗斯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③]中明确表达了普京的改革取向，即坚持以往改革目标，完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在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进行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4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明确指出，“我反对重新分割财产。我对20世纪90年代进行这些改革时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没有产生过怀疑。” “俄罗斯当局的任务是在原则上使民主自由不可能被抛弃，使已经制定的经济方针不变。”[④] 就任总统以来，普京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刺激经济增长为中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以保持各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合理，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实行税制改革等。农业上，加快农村特别是农用土地市场化改革，出台法规允许农用土地买卖。实质上，普京是要建立保持一定国家干预、有序竞争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并没有改变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转轨的目的，是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最初是本着经济发展的目标，改革方针的选择取决于能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进行改革始终不渝的一贯条件，也就是现阶段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以来，中国采取积极稳重的步骤，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过10多年的实践探索，1992年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即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强调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现象。

二、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不同

    1992年1月起，叶利钦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迅速全面放开物价，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求；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迅速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产权制度基础。由此，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俄经济转轨采取的是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方式。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派到俄罗斯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提出的以货币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克服危机和实行改革的一种方案。按照这一规划，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同步进行，价格自由化、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1991年12月，叶利钦发布关于放开物价的第297号总统令。在叶利钦的支持下，1992年1月，以代总理盖达尔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开始实施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激进改革。从1992年1月起，除某些生活用品和少数交通、能源等生产资料外，一切商品价格全部放开，不久又放开全部能源及能源产品的价格。而在经济严重短缺、市场经济法规不存在的情况下，改革启动后的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像当初预计的那样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在各方压力下，虽然1992年6月俄政府颁发的《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对改革的速度和步骤作了一些调整，但“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并未改变，仍要求尽快与国际接轨，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实现外汇自由化。与此同时，私有化的步伐加快。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最终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盖达尔政府被迫下台。继任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强调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合理与适度强硬的财政政策，以稳定财政状况，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试图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但在西方以经济援助为筹码的强大压力下，切尔诺梅尔金的政策根本无法彻底实施。就是在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仍以俄联邦政府实行严厉的货币、财政政策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一直到普京上台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由于俄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经济危机又和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企图用“快刀斩乱麻”的“休克疗法”解决问题，必然带来极大风险，加之一些设想和方案未经充分论证，方法粗糙简单，最终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转轨基本上是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渐进”方式，逐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80年代初，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农村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1984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政府放松对价格及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管制。到90年代初，工业消费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基本实现市场定价。在国企改革方面，1983—1984年主要是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1985—1989年主要是试行和实行多种形式的两权分离制，1987年十三大后，开始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调放结合”的原则推进价格改革，并开始把生产要素纳入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缩小了计划管理的范围。1990—1992年主要是坚持和完善承包制，积极试行企业放开经营、全员风险抵押承包、股份制、利税分流和租赁制等；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企业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随后进行了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继续发展各类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非国有经济所占份额逐步扩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国民经济摆脱了短缺状态转入供求基本平衡。

三、经济转轨的绩效比较

从转轨的起始条件看，两国无论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僵硬的计划调节手段，条块化、行政化的经济组织管理方式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一致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转轨之初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⑤] 苏联国民经济基础比中国雄厚，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远在中国之上，这是俄转轨的有利条件。

不可否认，俄罗斯经过10多年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建设上确实取得很大成效。俄罗斯在产权上基本形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就转轨的实际绩效而言，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可以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增长，市场经济的框架也基本形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1． 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比较

自1992年全面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像当初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实现快速增长，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生产迅速滑坡，投资急剧下降。自转轨以来，短短几年，投资减少3/4，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近50%，超过了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     30%的下降幅度（表1）。俄罗斯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农业生能力和

表-1          1990-1996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投资变动情况

  Источник :《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Номер1, 1997г , с.46.

现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整个国民经济倒退20年。1997年俄经济稍有好转（GDP同比增长0.4%，通胀率降到11%），很快被199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所打断而再次跌入深渊：银行大批倒闭，GDP再降4.6%，经济一片混乱。虽然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持续复苏的积极迹象，但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是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其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内需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而且不稳定。

据统计，转轨以来的10年中，俄罗斯的GDP年均减少7.7%，工业产值减少9.3%。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GDP几乎减少一半。90年代末，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总产值中，俄罗斯联邦的GDP仅约占1.6%，俄罗斯的国家开支占世界国家总开支的不足0.5%。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按GDP（购买力平价）排名，苏联占世界第三，俄罗斯联邦占世界第七，那么现在俄罗斯已降到第13或14位，而按国内人均产值计算，1997年俄罗斯仅占世界第104位。[⑥] 这样，就GDP（购买力平价）而言，俄罗斯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还落后于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等国。转轨以来，由于投资急剧萎缩，俄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畸形，企业设备严重老化，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近年来，大量出口导致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而制造业由于产品竞争力低，国内市场狭小，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1年，能源原材料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50%和出口总额的80%，以及投资总额的70%。由于投资不足，转轨以来俄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基础基本没有改变，企业设备的老化率达70%，工业设备的平均使用期达16年，是世界标准的2倍多，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缺乏竞争力。[⑦] 20世纪90年代，俄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 ，其中各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业的60%不等。而同期西方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了18-36% 。俄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至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则更低。[⑧]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是科技进步，新技术因素在发达国家的GDP增长中贡献率甚至达到90% ，而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俄罗斯只有5%的企业投资搞研发，俄在国际市场民用高科技产品领域只占1% ，而美、日则高达36%和30% 。[⑨]不仅如此，与中国改革以来大量外资流入相反，由于投资环境差，俄罗斯不仅外资很少进入，反而出现国内资金大量外逃现象。从激进改革开始到1999年，其流出额为1000-1500亿美元，甚至更多。[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的快速增长，1978年至199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了高速度，1998、1999、2000、2001、2002年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和8.0% 。[11]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畸形发展，服务业水平低下”的局面。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89年的25:43:32，再变为2001年的15:51:34。同时，三次产业在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94年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占绝对优势的70.5% 下降到1989年的60% ，再下降到2001年的一半左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的12.2% 上升到1989年的18.3% ，再上升为2001年的27.7%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也有所上升。[12] 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2．通货膨胀与人民生活条件改善

短缺经济的消除可以在长期内渐进进行，也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对供求比例的突然改变实现。但后一种发展方式要想永久消除短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必须预先达到一个最低水平。[13] 俄罗斯就是在尚不具备以上最低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式改革，例如私有部门几乎不存在，国有经济仍受到过多保护，市场准入自由和竞争机制还没有形成。这样，短缺与通货膨胀并存就不难理解了。

转轨以来，俄罗斯恶性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1992年1月放开物价后，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高时达到4位数（见表2），近年来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两位数。为抑制通货膨胀，俄罗斯长期推

表-2               1991-1998年通货膨胀率变动情况（与上年相比，%）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

行过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造成市场上货币短缺，生产性投资严重萎缩，生产急剧下降。随着经济的持续下滑，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状况迅速恶化。严重通货膨胀导致普通居民银行储蓄损失达50%，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俄官方承认从1991到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 。[14] 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俄罗斯统计年鉴（1999）》资料，各类食品销售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100，到1998年蛋类、水果、奶制品、鱼类、肉类的销售指数分别为40、58、77、80、86，而维持最低生存条件的面包和土豆的销售指数却提高到114和110。目前，俄罗斯全国仍有近3000万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最低收入标准。

1977年以来，我国先后有过几次通货膨胀高峰。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为6%，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为8.8%，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8.5%、17.8%，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3.2%、21.7%和14.8% 。经过对过热的经济进行调整，1996、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回落到6.1%和5.0% ，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随着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以改革开始的1978年为基期指数100的话，1980、1985、1990、1995、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27.0和0.569、160.4和0.533、198.1和0.542、290.3和0.499、383.7和0.39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39.0和0.618、268.9和0.578、311.2和0.588、383.7和0.586、483.5和0.491 。[15] 从上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了近4倍，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近3倍。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首次降到了0.5以下，比1978年低了18.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也首次降到了0.4以下，比1978年降低了18.3%，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3．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比较

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折和变革，不能不付出代价，但俄罗斯的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经济急剧下降，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严重。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统计，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8年的0.49，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标准。截止1999年底，俄全国有1/3的人口，约50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达870万。[16]俄罗斯收入最高的10%人口和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比，从1990年的8:1增加到1996年的13:1。经济滑坡导致社会保障水平低，人民生活压力增大，自杀和死亡率上升。俄罗斯的自杀率从1992年的10万分之31，增长到1996年的10万分之39.4。[17]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如果每10万人中有20个以上的自杀者，那么这一比率就相当高了。转轨以来，俄罗斯人口平均寿命降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90年代俄罗斯人口死亡率居欧洲之最，死亡率超过出生率2倍，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俄罗斯的人均寿命也由苏联时期的70岁，降到2000年的65岁，其中男性只有不到60岁。[18] 在90年代前5年俄罗斯死亡人数的统计表明，年龄在20-49岁的男性占了绝大多数，男性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不到47%，而且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男性人口高死亡率与失业、收入减少、生活压力大、酗酒等有关。

另外，激进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经济体制和秩序，而新的体制和机制又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经济活动的无序和失衡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寻租”活动猖獗。再加之政治斗争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普遍不满和怨愤，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精神道德的失落，从而导致滥用毒品、暴力、犯罪等各种消极社会现象的出现。

中国由于采取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尽管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贫富悬殊、失业、腐败等社会问题也愈加突出，但由于经济的较快增长使绝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中看到国力的强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通过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使社会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总体上社会能够基本保持稳定。

四、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综观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在国内外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因素的作用下，快速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导致经济大幅滑坡，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俄罗斯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俄罗斯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潜力，以及极为丰富自然资源优势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只是时间的问题。新世纪初以来，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复苏使人们看到了俄经济发展的一缕曙光。[19]同时，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很多困难和危机。虽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据测算总数大约有1.5至2.1亿人。[20] 中国社会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无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中国学者测算目前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加权平均后在0.32—0.35之间。[21] 但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标准，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虽然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可以使这一标准相对放宽，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严重社会现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失业现象日趋严重，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而且老龄人口比重日趋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这一切都使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为7%—8%，但隐性失业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此外，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中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明显。而且进一步经济改革中，深化产权改革、结构调整、“三农”问题将日益突出。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汪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