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家对下载论文导航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简论我国居民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态度与行为研究”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论文摘要 北京地区流浪乞讨现象十分引人注目，这次调查发现64.8的受访者认为经常遇到流浪乞讨人员。海淀区居民对于流浪乞讨现象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绝大多数人有过施舍的行为，而且金额适中。对于不同类别的流浪乞讨人员，海淀区居民显现出不同的施舍意愿，对残疾乞讨者施舍意愿最高，对健全且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施舍意愿最低。影响海淀区居民对流浪乞讨人员施舍行为的因素有特定情境作用、施舍意愿、性别、宗教信仰、年龄、收入。而最终和施舍水平无关的个人特征因素是出生地(城镇/农村)和受教育水平。
论文关键词 流浪乞讨人员 社会救助 慈善事业 残疾人
一、导言
“孙志刚事件”后，我国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但是这一政策转变引发出的关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新问题，如职业乞讨增多、主动寻求社会救助少、救助管理服务不够专业。同时，在新闻媒体对流浪乞讨人员形象有所选择的渲染中，人们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想象习惯执着于两端，“流在街头眼泪”的同情对抗着“三年磕头，回家盖楼”的鄙夷。对流浪乞讨人员妖魔化、标签化造成的社会大众的救助冷漠，对慈善的诚信危机也激发了广泛的争论。对于流浪乞讨这一现象的研究，逐渐成为了社会救助领域的热点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流浪乞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救助制度、乞讨权、禁讨区、职业乞讨、流浪儿童等方面。已有多篇关于流浪乞讨人员生活状况的调查，也有多篇对居民对流浪乞讨人员态度的调查。
首先，我们要讨论流浪乞讨人员分类的研究。学者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分类分型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清晰地勾画出流浪乞讨者的几种生存状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为了进一步的救助管理方式在体制与具体措施上的改革。汤秀娟(2007)通过对广州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状况的调查，她将流浪乞讨人员分为原生型乞讨和职业型乞讨。这一分型同池子华(2001)对近代游民中流浪乞讨人员的划分一脉相承，通过流浪乞讨的动因分析，池子华认为乞丐有“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之分，区别在于一个为业余，一个为恒业。比明显的二元分型更为复杂的划分方式是：李迎生(2006)根据对北京流浪乞讨人员的实地调查，将其分为临时遇难型、流浪型、求生存型、奉献型、脱贫致富型、好逸恶劳型、受控制型等七种主要类型，但这没有超越二元分类方式，也仅是将流浪乞讨人员简单划分为真和假、好和坏的静态分型。而胡杰容(2007)出于规制乞讨行为的需要，将流浪乞讨人员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打工无着者，被偷被抢者，自愿流浪者，赤贫者，受人胁迫者，好逸恶劳者，骗财者，组织乞讨丐首等。
其次，我们分析了目前对流浪乞讨人员现状的研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很可能影响居民施舍行为的因素的研究：
1.就乞讨方式而言，李迎生(2007)调查发现城市乞讨人员的主要行乞方式有五种：技艺表演、利用残疾、利用孩童、利用各种借口以及强行索要。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旅游胜地、外宾和港澳同胞较为集中的地区及其他大中城市，且多在这些城市中的繁华地带。乞丐团体化，组织、利用未成年人进行乞讨和从事非法活动的情况明显增加。
2.就收入水平而言，流浪乞讨人员总体收入水平并不高，但维持基本生活没问题。李迎生(2007)对北京市133名乞讨人员生存状况的调查中发现，他们的日均收入为36.53元，除去花销之后能有些节余。而罗柳周等人(2004)在对广州乞讨人员的实地观察中发现，乞讨人员中的高收入者多为使用欺骗手段的好逸恶劳型人员，残疾人员、持有技艺的人员或者年纪较长的乞讨者也能受到公众同情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相对而言，其他人员收入水平较低。正是由于绝大部分城市乞讨人员的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他们不愿接受政府救助，对于他们而言，救助站只是提供暂时的救助而非长期的救济，进了救助站就等于断了自己的财路。而正是这一点，在诚信危机的社会背景下也显得格外刺眼。
3.就身份评价而言，乞讨人员整体上对自己的身份定位较低。李迎生(2007)对北京市133名乞讨人员的调查中发现，接近半数的人承认乞讨是“不光彩的事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底层，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一群人”。大多数乞讨人员不打算将流浪乞讨作为终身职业，会在未来返乡务农或是在城市中找一份工作谋生。
最后，我们关注目前对居民对流浪乞讨人员态度的调查。卢国显等(2011)做出的调查显示，市民帮助的对象以残疾人为主，帮助最少的是健康的青壮年乞讨者(流浪汉)，同时市民与流浪乞讨人员有很大的社会距离。王保庆(2003)认为对流浪乞讨人员有同情、莫然、歧视和排斥四种心态。在胡杰容的研究中，分别有68.7%、59.4%、67.0%的人认为，立法中不应该对静默等待施舍、展示残疾哀告乞讨、以卖艺等方式乞讨的行为采取禁止惩罚措施，而分别有71.9%、76.6%、73.8%、64.7%的人主张应该对以贫病等虚假骗取同情、纠缠尾随等强讨恶要、搭帮结伙乞讨、在固定街区划地为界乞讨的行为采取禁止惩罚措施。可见，社会公众对流浪乞讨行为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主张在立法中，针对不同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的乞讨行为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这是一种个别化的处理原则。
通过对之前学者研究的回顾，我们有以下发现：首先，流浪乞讨现象在乞讨原因、乞讨方式等方面日趋多样化，由此可以自然联想到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乞讨者会有不同的反应;其次，乞讨者收入和身份的界定，在目前诚信危机的背景下，也导致人们的捐助行为出现扭曲。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此次研究，了解海淀区居民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态度和影响海淀区居民对流浪乞讨人员捐助行为的因素。针对我们这次的研究，我们一方面不希望出现明显的二元态度倾向，因为文字上的描述对受调查者的问卷情况有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不采用过多的分类，因为受访者可能无法准确区分，同时也会出现填写疲劳等。我们的第一标准是有无劳动能力，第二标准是是否直观辨识。因此我们采取的乞讨者分类是残疾人、身体健全但无劳动能力的人(如老人、儿童)、有劳动能力的流浪汉和卖艺者四类。
二、分析结果
本次调研，我们面向海淀区居民共发放问卷157份，回收问卷157份，其中有效问卷152份，问卷有效率为96.8%。接下来，我们对得到的有效问卷进行了录入和分析。我们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海淀区居民在日常和流浪乞讨人员发生互动的基本情况以及居民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态度问题;同时，我们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探究了可能影响居民捐助行为的因素和实际捐助行为的相关性。最终综合得出了海淀区居民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态度和影响海淀区居民对流浪乞讨人员捐助行为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