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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自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笔下的重要题材,自刘宋以来,山水文学日益朝着淡远空灵的方向发展,安史之乱以后更有走向清冷寂灭的趋势。随着曲子词的文人化,山水自然也逐渐成为宋词的重要题材。然而,宋代山水词并没有形成与山水诗(文)完全一致的审美风格,其中城市化即是其中颇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宋代最早的山水词是由潘阆所作。据宋人记载,潘阆为人狂逸不羁:谪仙人也。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词翰飘洒,非俗子所可仰望。(黄静《逍遥词记》)他的词仅有《酒泉子》十首完整地流传下来,不过这些作品却受到了包括苏轼在内的文人们的推崇,其原因就在于那些放怀湖山的出尘之语迎合了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情趣。然而这十首词的风格并不完全统一,除了与传统山水诗风格相似的淡雅清丽之作外,也有些词沾染了宋初富丽艳冶的时代特色,如: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
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
别来隋柳几经秋。
何日得重游。
长忆西湖,湖上春来无限景,吴姬个个是神仙,竞泛木兰舟。
楼台簇簇忆蓬岛,野人只合其中老。
别来已是二十年。
东望眼欲穿。
词作一方面展现了翠微掩映、水流花开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却点缀着万家楼台、吴姬泛舟的城市景象,可见,词人对钱塘的怀念并不仅限于清丽幽雅的山水自然,更夹杂着对繁华妖冶的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赞美。而潘阆作为宋代山水词开创者的审美追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词人们的创作。如欧阳修的十首《采桑子》描写颍州西湖就与此相仿佛: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 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这些带有城市化气息的山水词既有清丽之景,又有富艳之美,代表了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的社会风气。词人们追求富贵闲雅的特殊审美心理,为山水词涂上一抹浮华之色。如果说,潘阆、欧阳修山水词中的城市风情还只是一种点缀,那么柳永的名作《望海潮》就正式将自然山水与都市风情合二为一了: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将杭州城内城外的自然风光与城市市井的富庶繁华相间而写,在风格上融雄豪、清丽、富艳于一体,在写法上有白描,有铺叙,不仅是对宋词题材的开拓,也是对宋词艺术形式和审美追求多样化发展的有益推动,在宋词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柳永《望海潮》对后来作者的影响颇为显著,自此以后描写杭州山水之胜,则必然兼及其富庶繁华,即使是士大夫气最足的苏轼也不能免俗: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
词中提及的沙河塘在杭州城南五里,两宋时为杭州的繁华之地,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沙河宋时居民甚盛,碧瓦红檐,歌管不绝。虽然词人描写的重点并不在城市景观,但华灯初上、歌声飘扬的沙塘夜景却为夜阑风静、一江明月的清朗夜色增添了城市特有的人文色彩。再比如周密《瑞鹤仙》上阕: 翠屏围昼锦。正柳织烟绡,花易春镜。层阑几回凭。看六桥莺晓,两堤鸥暝。晴岚隐隐。映金碧、楼台远近。谩曾夸、万幅丹青,画笔画应难尽。直到南宋中后期,城市山水词还有不少拥趸者,其中岭南词人李昴英的创作令人瞩目。李昴英,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具干济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其词虽留存不多,但颇为人称道,据说黄昇《花庵词选》曾称之为词家射雕手(见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文溪词跋》。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亦有载)。他的词多以故乡的风土人情为题材,由于词人对广州的熟悉和热爱,其词又常常在描写自然风光之外,兼及当地富庶热闹的城市风貌。如《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
万顷黄湾口,千仞白云头。一亭收拾,便觉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来去,山色雨晴浓淡,天末送双眸。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 风景别,胜滕阁,压黄楼。胡床老子,醉挥珠玉落南州。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一笑人世间,机动早惊鸥。
这首词主要描写广州的海山风光,万顷海水,千仞云山,波涛连天,而词人极目远眺,又将读者的思绪带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外。同时词作又以高浪舞连艘描写广州商船往来、热闹非凡的海外贸易,突出的正是广州在南宋的独特经济地位。唐宋两代是岭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历代政府的支持下,广州至宋代已成为南北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中心。宋朝在广州专设市舶司,到南宋时,通过广州与宋朝进行贸易的国家已多达五十余个。商业文化的繁荣和经贸的发展,使广州呈现出一派繁华的局面。宋词中因此出现了诸如南海。繁华最。城郭山川雄岭外(洪适《番禺调笑》)的描写。正是在经济繁荣和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李昴英的广州词才有可能兼具山水风光之美与城市景象之盛。而他的《贺新郎#陪广帅方右史登越台》更具有城市山水词的特色:
绣谷流明帜。
稳飞舆、茵柔草碧,盖欹松翠。
遨首意行穷绝顶,彩榭千年胜地。
远峰断、莽苍烟水。
护日晴云收午暑,飒长风、振叶生秋思。
笼雾炷,飘霞袂。
清明官府歌棠芾。
且萧闲事外,下看玉城珠市。
山色骄人逢此客,麈尾霏霏露碎。
一笑又、羊衔新穗。
田野欢声和气合,唤觥船、猛为鱼占喜。
谁会得,醉翁意。
词中既有远峰断、莽苍烟水等自然之景的描绘,又有彩榭千年胜地、玉城珠市等城市风光的夸耀,还有羊衔新穗、田野欢声和气合等丰收场景的渲染。在词人笔下,远处岭南的羊城完全可以与柳永笔下的杭州相媲美。
宋代山水词城市化倾向的形成,究其实无外乎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来自于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诚如史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唐末农民战争后两宋统治的三百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取得极大发展的时期,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市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迎来了战国以后的又一次黄金时期。据《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统计,真宗景德年间的商业税总额为四百五十多万贯,北宋后期就增至一千万贯以上。南宋偏安江南,更是奖励对外贸易。绍兴二十九年,仅闽浙广三路市舶司所得税款即为二百万缗,约占全国总税收额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据估计,宋代城市户口(即坊郭户)当在二百万户以上,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在崇宁间,就超过了一百七十万,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更在百万以上。其余如武昌、建康、成都、长沙等城市都聚集着超过万户甚至十万户的人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膨胀,使城市生活形成了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景象。如东京汴梁在北宋末年的市容是这样的: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代写论文，论文发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不仅是汇聚大量人口的都城,就连一些人口并不众多的小镇也因商业的发达而具有了城市化的倾向,比如南宋应熙曾作过一篇《青龙赋》描述秀州青龙镇的风貌: 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东西。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冠盖盛五陵才子,玉勒频嘶。,,风帆乍泊,酒旗频招,醉豪商于紫陌,美女于红绡。凝眸绿野桥边,几多风景;回首西江市上,无限逍遥。
为作者津津乐道的城市风貌既有宝货富东南之物的富庶,即物质资料的空前丰富,又有绮罗簇三岛神仙的妖艳,即歌妓云集带来的声色享受。繁华和艳冶相伴而行,成为宋代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化追求。这种生活对于文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刺激性,城市生活成为词人衷心向往和自豪的太平景象,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词人的创作视野。都市风情不但成为宋词的专门题材,甚至进一步向以清雅出尘为审美追求的山水题材渗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商业文化的强大力量。内部原因来自于词本身。众所周知,词最早也是一种民间文学,但是与诗不同的是,词早期的创作和流播是在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今存最早的民间词敦煌曲子词,为后人展现的就是以城市为背景的人物生活长卷。其中既有卖笑欢场的歌妓,出入青楼的贵族公子,也有大量商人和城市平民。如《长相思》:
估客在江西,富贵世间稀。
终日红楼上,XX舞著辞。
频频满酌醉如泥,轻轻更换金卮。
尽日贪欢逐乐。
此是富不归。
描写的就是城市富商豪侈奢靡的生活。而敦煌曲子词以娱乐为主的社会功能、市民化的价值取向以及直白浅显的铺叙性语言,正是来自城市商业文化的滋养。而宋代曲子词的发展更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滋养。从曲调而言,城市新声的不断出现推动长调取代小令成为宋词的主要形式;从传播而言,歌妓唱词仍是最主要的方式;从风格而言,以艳为美和以富为美都来自于城市文化的影响。所以说,曲子词出身城市市井的文化品格,使词天然地与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在文人染指之后,词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由城市文化赋予的特殊文学个性。城市风情向山水词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即是这一特殊文化品格的反映。可见,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和曲子词本身的文体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宋代山水词形成了清丽与富艳并存的特殊风格。山水与城市两种题材的联袂而行,拓宽了词人的创作视野。一方面,以山水自然为背景,为城市风情词增添了清雅的文人情趣;另一方面,城市风情也为山水词注入了城市文化特有的鲜活生命力,使之摆脱了传统山水文学的拘囿,获得了充满时代感的文学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