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家对管理学论文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中的若干问题探究_公车使用货币化”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论文导读:：从以往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期为我们以后的经济改革提供帮助。
论文关键词：价格闯关国有企业承包制，公车使用货币化
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既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式经济改革，也不同于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既避免了激进式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的大起大落，又避免了一般渐进式改革中的小落小起。它以较小的成本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同步进行，使得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进步。主张“一揽子改革”的布鲁斯教授（Prof. W. Brush ）和在前苏联与东欧推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教授（Prof. J. Sachs ）在他们于九十年代来华访问时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方式是成功的。
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外部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褒扬性评价使得人们将目光太多的集中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辉煌成果，而忽略了其中曾经出现的曲折和失误。以至于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得失时几乎没有人再提及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当然笔者在这里重新提及并无意于去揭曾经的伤疤，而是立足于现实，试图以新的视角去解读当年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想以史为鉴公车使用货币化，探究那些失误的经验和教训，更好的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服务。
一、1988年夏季的价格闯关
20世纪80年代，由于片面强调计划体制，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当时的价格体系一片紊乱，很多商品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出自身的价值也不能体现市场的供求。突出表现是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偏低。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经济发展要想轻装前进，就必须进行物价改革，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但是究竟如何改革，当时的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大体有以下三种：其一：主张对扭曲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或者是“小步快调”论文范文。这是所谓调派的主要观点。其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不应该对价格仅仅是“调”而更应该强调“放”。应该对不同的价格体系运用不同的办法，旧价格沿用原来的旧办法，而新价格则应该采用新办法，然后逐步对价格进行放开。这是所谓“放”派的观点。其三：这种观点主要是对以上两种观点的折中，主张走“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之路。
“双轨制”的提出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它曾经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克利茨成为“在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1985年，中共中央也曾经尝试着进行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然而这一政策一出台就引起了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的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敬琏。“双轨制”价格改革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当大家还在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共中央决策层已经在酝酿着进行一场全面的价格改革。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强调：“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于是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他还形象的用中国“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来比喻中国的价格改革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正是有了他的这一说法，媒体才开始把中国的价格改革成为价格“闯关”。这可以认为是价格“闯关”的首次正式提出。1988年8月公车使用货币化，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规定了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方案中的这一明确规定诠释了价格“闯关”的基本内容。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明确表示反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当时对于大刀阔斧进行价格改革的呼声很高，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这一方案一公布，随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抢购。成为改革开放10年来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并且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据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公车使用货币化，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
面对人民群众对于价格上涨的恐慌和抢购风潮的高涨，1988年8月底召开的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决定调整价格对策论文范文。9月。赵紫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第一次公开提出要“治理整顿”。之后，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心放在治理和整顿经济环境上，以期扭转物价上涨的态势，逐步理顺价格。10月，陈云就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提了八点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对以后的经济工作起了重要的影响。这样中国的价格“闯关”才逐步得到纠正和扭转。
价格闯关所引发的经济波动是发人深思的，然而对这一问题不少学者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把1988年夏季的价格闯关与改革开放以来10年的价格改革混为一谈。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这一问题，正确认识价格闯关的背景及其出现失误的原因，从中吸取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经济改革要与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经济发展的具体进程和阶段决定了经济改革的步调和进度。经济改革要采用激进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要在经济活动的多大范围中进行，要快一些还是慢一些，都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和经济运行的状况。
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应该选择哪种经济改革方案，这必须考虑到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当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当紧张，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5%，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此外公车使用货币化，当时中国的计划轨价格与市场轨价格的摩擦很严重，短时间内使二者达到兼容与协调的可能性很小。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再运用“一步到位”的价格闯关方式很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多种矛盾交织下的价格体系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拨乱反正就能够理顺的。由此可见，当时采用价格闯关的做法是仓促的、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第二、经济改革的总体趋向可以是市场经济，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价格闯关中对于价格改革的方向是：放开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使其由市场自由调节；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由国家统一管理。这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不再是那种统的过严、管的过死的计划经济了，而是在计划中有了市场的成分。可以说这种改革总体趋向是好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正如陈云所讲：“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他在此处着重强调了西方市场经济，是想告诉人们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可以学习，可是不能照抄照搬，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
第三、经济改革过程中要始终做到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做出价格闯关的决策之前中国的物价问题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7年全国物价总指数上涨了7.3%，而1988年上半年在此基础上连月迅速增长，七月份已经达到了19.3%公车使用货币化，远远超过了国家10%设想。面对这种急剧的物价上涨，人们的恐慌心理日益加剧，以至于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抢购和大量提取存款储蓄的风潮论文范文。
闯关之前的价格猛涨和通货膨胀已经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价格闯关非但没有遏制这一势头，反而利用其“一步到位”的决策助长了这一势头的猛涨。这进一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价格的飞涨已经逼近他们的心理底线，促使他们做出了许多非理性的经济选择。其最终后果是价格“闯关”被银行的挤兑风潮和商店的抢购风潮冲得无影无踪。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价格闯关所引发的价格猛涨对于农民阶级利益的损害是深重的并且是无法弥补的。在价格闯关的过程中确实提到“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对于城镇工人来说或许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于不拿工资的农民来说却只能成为物价上涨的牺牲品。而在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不能兼顾农民利益的任何决策都是行不通的。鉴于此，中国的任何经济改革都必须以人为本，尤其要照顾到广大农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改革的决策才有可能顺利推行，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
第四、经济改革要注意汲取历史经验，在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从总体而言经济改革的进程非常顺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的意志，使人们掉以轻心。正是改革开放的一贯顺利使得人们开始轻视历史经验公车使用货币化，认为计划经济是过时的东西，从思想上轻视和否定了陈云提出的平衡的经济政策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舆论宣传和引导，使得人们头脑过热。由此可见，如果当时能注意吸取历史经验，采纳陈云的经济预测和想法，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波动和损失。
二、国有企业承包制
1986年12月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以后，承包制在全国全面推开。其基本内容是 “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当时推行国有企业承包制的动因是因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农村，而农村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承包责任制。所以当我们把目光由农村转向城市，希望这一经验在城市继续发挥作用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在农村颇有成效的举措在城市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朝着以产权改革为主线的方向迈进。这说明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真正正确的做法是使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可以说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是一种决策的失误，探讨这一失误的原因，从中吸取一定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仍然大有裨益。
第一、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强化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纵向的承包关系，这种承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一对一的谈判关系或者是讨价还价的关系。而真正符合市场趋向的改革方向是多个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横向的竞争关系论文范文。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改革并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取向。这种改革在刚开始的时候，在市场的主体地位不是那么突出的时候公车使用货币化，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正如首都钢铁在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成就一样。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制度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之前就已经有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必要，更不用说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了。中国以后的每一次经济改革都必须吸取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教训，每一个改革方案的制定、每一个经济决策的推行都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第二、经济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来国有企业涉及的利益主体相对单一，然而实行承包制以后就形成了国家和企业两个对立的利益主体。就短期而言，国家似乎能够得到有保障的财政收入，然而从长远来看，相对立的利益主体双方中吃亏的总是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关于承包基数的确定，没有一个全国统一规范的标准甚至连一个行业统一的标准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是企业的承包人与企业的上级主管进行一对一的谈判。这就造成了企业有自己的利益驱动，而政府部门的干部没有责任的约束。所以在承包的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现象。而这种状况导致的最直接和深重的后果便是国有企业资产流失。
由此可见，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怕触动某一利益主体的利益，怕的是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含混不清。这一点经验为之后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三、制定和推行一个政策要尽可能的避免能预见的漏洞。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实际上是使地方行政首长成为承包制的发包人，而原来企业的厂长、经理要想取得企业的承包权，就必须通过地方行政首长手中的权利来实现。这就成为了受绝对的党政权利支配的政企大联合的一长制。在权利成为商品的情况下，就为滋生贪污腐败埋下了土壤。同时也为中国长期以来绵绵不绝的裙带关系和人情世故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制定国有企业承包制政策的时候，就应该能够预见到这一层漏洞，而且要想办法对其进行弥补。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遏制要比等其恶果蔓延开来再去治理要好的多。
第四、经济决策的制定和推行需要经过一个试验过程。一项经济决策要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运行公车使用货币化，确证它的可行性之后再逐步推广。所以经济决策的运行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而不能一步到位的覆盖全局。国有企业承包制的失误正是缺乏这种一步步推进的试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三 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
在中国，公车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论文范文。各地政府采购的汽车数量每年都以20%的速度递增。据统计中国目前的公车数量已经达到350万辆，每年用在公车上的开支达3000亿元，比教育经费与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鉴于此，公车改革成为十几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这么多年推行的公车改革进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即一直在改，一直没有成效，甚至越改惹起的非议越大。以至于一提及公车改革，人们会马上想起诸如：“雷声大，雨点稀”、“只见冒烟，不见起火”“虎头蛇尾”等词语。
当然，近些年推行的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也不例外。所谓公车使用货币化是指取消公车的使用，将公车福利货币化，给公务员一定的交通补贴，至于补贴的标准，各地不一，从300元到3000元不等。对原有的公车实行拍卖公车使用货币化，或者组建出租车队，进行市场化运营。从出发点而言，这种改革是想把公共消费转变为个人消费，以激起人们的节约意识，这样也可以从整体上控制公车费用的增长，以达到节省财政开支的目的。然而，在经历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开头之后这种改革不得不戛然而止、宣告流产。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虽然失败，但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值得深思和吸取的。这不仅仅是对于以后的公车改革，甚至对于整体上的中国经济改革都大有好处。
第一、要竭力避免经济改革过程中制定的政策发生扭曲和走样变形。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中制定的每一个政策都会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起到特定的作用。所以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会经过严格的论证，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政策的执行不要发生扭曲和走样变形。
正如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一样，当时推行的出发点是降低公车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尽可能避免公车私用、提高公车利用效率等。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某一个区域财政可能降低，可是总体而言整体的财政负担却在加重。本来给公务员的交通补贴是为了提升其节约意识，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成为了变相加薪。本来公车拍卖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可是拍卖的公车往往会由本单位职工低价购买，从而导致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本来给公务员用于公务的补贴，可归自己自由支配，然而他们却减少了必要的外出甚至把必要的外出变为顺便外出，大大影响了工作效率。本来可以用自己的补贴去做的事公车使用货币化，许多公务员却经常无偿使用下级单位或企业的公车。
诸如此类的现象告诉我们，好的出发点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是重要的，但是保证这种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扭曲不变形更加重要。
第二、经济改革过程中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敢于和善于接受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自始至终都是脱离于人民群众之外的。从最开始政策的调研、到开始筹备实施、乃至最后的叫停，人民群众始终被排斥在外。不要说积极参与，就连最起码的知情权也没能拥有论文范文。他们只是被动的执行和观望。所以这项政策基本上是政府领导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结果，没有经过科学合理的论证，没有经过充分的实地调研，更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所以最后落得失败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不仅仅公车改革是这样，我们整体上的中国经济改革都是如此。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不能离开广大人民群众，有些经济决策似乎和民众没有太大必然联系，但是深究起来哪一项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加强民众的参与意识，使其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另一方面，要政府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
第三、经济改革需要突破旧有的制度和体制上的障碍。中国经济改革的有关政策的推行大多是政府主导型的，即行政权力在政策的运行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种通过行政力量通过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若与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利益无关还好公车使用货币化，一旦出现利益瓜葛，该经济政策再怎么推行对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其实在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这样。政府既充当了政策的制定者又充当这政策的推行者，这无异于同一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这样的情形下，公车改革从何改起?如何能让自己的刀去砍自己的把？
这些问题是值得深省的，同时也告诫我们在以后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摆脱这种二律背反的境地，要注意突破既有的体制障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经济体制内的变革甚至能够引发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到这一点，任重而道远。
无论是1988年夏季的价格闯关、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还是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在我们今天而言都不是什么新的话题了。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总结这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时我们绝不能仅仅把目光集中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用以前的经验教训来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服务。只有这样不断进行历史的总结，我们的改革才有可能少走弯路。只有痛定思痛，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王勇吴光祥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前后世纪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2009，（2）
[2]周祖光青树周浅论国有企业：从承包制中解脱出来企业天地1999，（2）
[3]孙立平公车改革的启示经济观察报2008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