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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近五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在各省级行政区的不均等分配的数量分析，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默顿关于在科学界的“马太效应”论述。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的，虽然它是无意识存在，但是也必须努力避免。
论文关键词：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马太效应,省级行政区
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P.R.默顿(RobertKingMerton)通过“对科学家成果荣誉的不平等分配”的研究提出了科学界的“马太效应”：“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更有可能被认定取得了特定的科学贡献，并且这种可能性会不断增加，而对那些尚未成名的科学家，这种承认就会受到抑制”[1]即在科学界会存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状况。通过对我国科学院近五届院士增选（2001年、2003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的数据分析，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默顿的观点。“马太效应”的存在对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虽然说“马太效应”的存在是“无意识”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尽可能地予以避免，不断提升科学技术水平。
一、表现
能够当选为院士的科技工作者就意味着“其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2]每次院士增选的名额不超过60名。可见一位科学工作者能否当选为院士完全取决于其在某一领域的科学技术成就；名额只规定最高限额，而没有最低，也没有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来分配名额。但是，从近五届增选的结果来看，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如表1[3]
从表1可以看出，近五届院士增选分布的范围是不均等的。2001年和2003年都主要分布在16个省级行政区，2005年是分布在13个省级行政区，2007年是分布在10个省级行政区，2009年是分布在15个省级行政区。在近五届院士增选中仍有贵州、西藏、重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和江西等八个省级行政区没有当选院士。
近五届院士增选的数量分布也是不均等的。北京占据了近半壁江山，每次当选院士的人数都占总人数的四成以上，充分体现了首都北京是全国科技文化的中心。上海和江苏两个经济发达的东部省级行政区是除北京之外的院士增选的常客，近五届都有榜上有名，每次的人数都比较多。另外安徽省也是院士增选的常客，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处该省。其中4次榜上有名的有：香港（13位）、广东（7位）、天津（6位）、陕西（5位）、湖北（4位）和福建（4位）等6个省级行政区；其中3次的有：辽宁（5位）、山东（4位）、吉林（4位）和四川（3位）等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3次的有：浙江（3位）、甘肃（3位）、新疆（2位）、湖南（2位）和河南（2位）等5个省级行政区；其余云南（2位）、河北（1位）、黑龙江（1位）和山西（1位）等4省级行政区只出现1次。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的来看，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七省市（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浙江、福建、河南、上海）除江西，在近五届的院士增选中都保持着相当的规模：2001年是14人、占该届增选的25﹪；2003年是18人、占31.03﹪；2005年是20人，占39.22﹪；2007年是12人，占41.38﹪；2009年是6人，占17.14﹪；平均每届增选院士是14人，占30.57﹪。而西部的十二个省级行政区在近五届的增选中有超过了一半的行政区（贵州、西藏、重庆、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广西等七个）没有新当选院士，总数也相对较少：2001年是2人；2003年是4人；2005年是2人；2007年是1人；2009年是6人；平均是3人，占8.90﹪。这个人数规模与西部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是不成比例。可喜的是2009年西部当选院士数量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达6位，与东部地区相等。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对西部基础教育的关注，相信未来的院士增选能够进一步增加。
二、弊端
近五届院士增选在省级行政区分布来看，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且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院士增选人数的增加就意味着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不断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会对科学技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进而促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院士的增选中就能占据主动。这个良性循环是必然要形成的。若以此发展，“富者以一定的速率越来越富，而使穷者变得相对更穷。”[4]各省级行政区科学技术水平的等级化越来越突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院士不断增加不仅意味着科学技术水在不断攀登上了更高的阶梯，更重要的是：院士虽然一般不掌握权力，但是可以影响权力，为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现在的院士专家服务团到全国各地区为它们的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就是佐证；如湖南省政府成立了自己的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现在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个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坚强的科学技术支撑，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院士。而西部地区的院士数量增加处于相对缓慢的状况。这样，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给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设置了障碍——局部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等于全国整体的提升，拖后腿的效应会制约整体水平。
三、成因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还跟科学技术研究的资源分配有关。通过对近五年院士增选的分配来看，近五届增选院士就出现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主要是“211工程”院校）两个领域。 这两个领域的资源越多，榜上有名的可能性就越大。以高校为例，如下表：
| 表2: “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在各省级行政区的分配 |
| “985工程”院校数 | 省级行政区（注：括号内的数字是“211工程”院校数） |
| 8所 | 北京（22） |
| 4所 | 上海（10） |
| 3所 | 陕西（8）、湖南（4） |
| 2所 | 江苏（11）、湖北（7）、四川（5）、辽宁（4）、广东（4）、天津（3）、山东（3）。 |
| 1所 | 黑龙江（4）、吉林（3）、安徽（3）、福建（2）、重庆（2）、浙江（1）、甘肃（1） |
| 0所 | 河北（2）、新疆（2）、山西（1）、内蒙古（1）、江西（1）、河南（1）、广西（1）、 海南（1）、贵州（1）、云南（1）、西藏（1）、青海（1）、宁夏（1） |
从表2就可以发现，近五届院士增选的分布与“211工程”院校和“985工程”院校在各省级行政区的分配是相似的。“211工程”院校与“985工程”院校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当选院士也集中在这两个直辖市。东部地区的“211工程”院校与“985工程”院校的之和分别占全国的28.57﹪和28.21﹪。这个比值和东部地区每次当选院士的比重接近。西部几个没有“985工程”院校的省级行政区有增选院士主要得益于拥有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例如云南2003年的两位当选院士分别来自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2005年甘肃的一位当选院士是来自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等等。
这种状况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经济上的原因。当选院士多出在经济发达的省级行政区并不是偶然与巧合，就像为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因是一样的。一个科技工作者能够当选为院士，不仅是其天资与自身奋斗的结果，更是培养的结果。这就涉及到一个社会资源的问题，尤其是经济资源。中国科技大学的徐飞教授就曾经做过一个开创性的数据统计（见表3）[5]：院士的出生地大都在经济发达地区。因为一个科学家幼年时所受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会影响终身，影响到未来能否成为科学家的概率。而这几个省份就能够提供这种优势资源，关键是经济资源。当然从这个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的新增选院士的数量在减少。这种状况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始走向全国，全国各地的经济实力都在不断提升。这是一个比较令人喜悦的征兆。
另外，还有科学研究的项目与经费的资源。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据[6]，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近五届院士增选总数排前三名的是北京、上海和江苏；而近九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数及金额数的前三名几乎是北京、上海和江苏（只有在2004年，湖北排在第三，江苏排在第四）。并且这三省市重点项目的数量之和和金额总数之和，在近九年中均超过50﹪（详见表4）；近五届院士增选，北京、上海和江苏的数量之和也都超过了50﹪。以此可以预见，未来的若干年院士增选的格局仍然主要分布在这三个省市。
四、建议
一方面，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发展来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7]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引起技术变革，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多科学精英就必然要诞生。
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要适当地向西部地区倾斜，尤其要努力发展西部的基础教育。
参考文献
1 美]P.R.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14、630页;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年第4期,第241页;
3 根据人民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料库整理,参见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29829/4058512.html
5 徐飞、卜晓勇:《中国科学院院士特征状况的计量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3期,第68页;
6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tj/index.html整理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