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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进取、抢抓机遇是必要的
最近，《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一个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突出的主导战略和解决突出的矛盾，贵州省最突出的矛盾是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进程慢，因此要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这个建议很鼓舞人心。
基于合理保护的理由，落后地区如果不发展工业，会使工农业都维持落后，从而难以取得区域分工和贸易的优势，也不利于地区间协调发展。而且，落后地区只有加快发展步伐，才能实现赶超。当前，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一步深入开发西部，为贵州争取跨越发展带来了机遇，如何抢抓新一轮大开发机遇，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焦点。所以，不是自甘落后、局限于资源禀赋和眼前条件来获得资本积累与产业自然演进，而是积极进取、抢抓机遇，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这很有必要。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客观历史过程的影响，才有利于找准过去的问题所在，也只有尊重产业转换的客观规律，才有利于找准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
二、历史回顾
（一）工业发展和城镇化中的非市场因素
长期以来，加快工业发展和推进城镇化，一直是我省建设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由于受制于历史发展水平和区位、资源状况等影响，工业化和城镇化一直为资金、技术、交通、信息等制约所困惑。除了按市场机制自然演进导致发展相对困难和缓慢外，还受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宏观产业布局的影响。放远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也影响和制约着贵州的发展。近代史表明，我省某些特定时期出现的工业与城市的较显著的发展往往是非市场因素所促使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向“大后方转移”形成一定规模的军工、机械制造、汽修、配件等产业，也导致城镇外来人口的增加；建国以来，以国防战略为背景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形成了一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机械、电子产业，还有以支持全国现代化建设为目的的能源、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等基地的建设，这些工业和生产基地的发展也促进了诸如六盘水、凯里、遵义、安顺、都匀等城市的发展。
（二）地区生产总值的结构变动特征
以产值构成衡量，建国以来贵州工业化进程是显著的。1949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是第一产业83%、第二产业12.5%、第三产业4.5%，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变为第一产业41.7%、第二产业40.2%（其中工业32.7%）、第三产业18.1%，而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是第一产业28.1%，第二产业48.2%（其中工业44.3%）、第三产业23.7%。2007年，贵州的产值构成变为第一产业16.8%，第二产业42.3%（其中工业37.1%）、第三产业40.9%；全国变为第一产业11.3%、第二产业48.6%（其中工业43.1%）、第三产业40.1%。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贵州与全国的产值结构变动都呈现第二产业（包括工业）的产值比重变化不大，但第一产业下降和第三产业上升的幅度都很大，产值结构主要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形成消长的特征。由于贵州过去第一产业比重较大，因此其包括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显著的。
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重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相当于产业资本装备率），贵州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0～2007年，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与生产总值累计的比率为41.76%，全国这一比率为38.82%。同期，贵州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比重为59.9%，，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5.1%。显然，这些与贵州省工业结构偏重工业、偏能源和资源型产业有密切关系，也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投资形成资源型生产基地的宏观产业布局有密切关系。
（三）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不理想导致效率相对低
我们要注意，不能简单地将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减视为工业强弱的增减。国际比较，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构成并不算低。前已述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贵州和全国都超过了40%。而本世纪以来，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日本、德国以及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分别为31%（2004年）、26%（2003年）、22%（2000年）。不过，他们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都在2%以下，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都超过了60%。这至少说明，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真正的工业化并不等于工业产值比重的增加，而是工业结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和对附加价值的贡献加大，还有工业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整个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第三产业发展与现代化的支撑。而结构不理想导致效率相对低正是贵州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实践表明，贵州建国以来形成的工业结构对利税收入和增强本省资本积累的贡献有较大局限，在产业偏重，偏能源、资源型产业的背景下的一个较长时期，省内利税形成的支柱产业却主要是烟酒产业。电力、煤与煤化工、磷与磷化工、铝等能源型、原材料型产业成为利税收入支柱则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主要与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等相伴随，有国家大规模投资于能源、基础设施为支撑。 至于高新技术产业、特殊装备制造业、民族制药、特色食品等要想真正成为规划中的特色优势产业，尚需时日。就省内各产业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看，2007年与1978年比较，第二产业从63.5%下降为43.6%，第一产业从11.5%下降为10.2%，第三产业则从25.0%迅速上升到52.2%，翻了一倍。
“西电东送”的确促进和开辟了产值利税增长的新渠道，也带动了贵州煤炭生产、煤化工产业和耗能型产业以及一些县域经济的发展。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家行政力量主导和地方政府间协调而形成的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关系，也是一个存在若干内不稳定因素的“买方市场”。作为卖方的贵州，尽管知道在电的进网价、落地价与当地消费价之间有很不利于自己的价值转移，却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还受高额违约赔款合约所制约，但作为买房的沿海发达地区，则因为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利用核、煤等发电的潜在能力而加大了主动性和谈判的筹码。近来，贵州出现确保自身工业发展用电需要而调整电力东送的倾向，而沿海也有靠自己发电确保电力需求的倾向。因此，贵州今后的能源产业乃至整个工业的发展应该有新的考虑。当然，这也要靠发展和结构调整来实现。
三、尊重产业在国家和地区间转移的客观规律和重视后发优势
落后的贵州缺少民间财力和技术的支撑，工业快速发展显然需要大量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而且要依据动态比较利益观来制定积极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发展那些收入弹性大、市场前景好、附加价值高、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提高幅度大的产业，尤其是下游的产业关联度大、资本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要努力形成产业聚集，构建一个协调性、配套性较强的制造业体系。
我们往往会认为外国和中国东部的资本、技术会向逐渐向内陆部转移，甚至在内陆省区形成替代东部的产业集聚。然而，近年来国内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表明，产业聚集和地区间的产业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我们的良好愿望和直观推测。
实际上国外资本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已经开始应对，而且沿海国内企业以及个人也聚集了不少高流动性且相对闲置的资本正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但贵州引进工业项目并不对应性地迅速增加。积极进来的往往是矿产资源开发、高耗能、甚至高污染排放的项目，有些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还潜藏着不少威胁。相反，一些具有一定实力、在贵州屈指可数的机电行业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却迁往沿海地区。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价格极为低廉，但并未导致外国和外省的资本、技术蜂拥而入，目前的态势表明，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或其他省份流动还继续维持。为此，我们还得承认，世界生产在国家间转换的大格局、还有一国的经济活动往往集聚在沿海部或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趋势很难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来逆转。我们必须尊重那些长期存在的有关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
“冷战”体系解体以来，就世界、尤其亚洲国家之间的产业转换和竞争力转换来说，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布局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从而导致资本、技术输出及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空洞化。这三大因素是：（1）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成本竞争；（2）货币汇率变动改变着国际间价格差进而导致对生产据点和销售对象的调整；（3）输入国的市场容量。发展中国家的这三大因素及利用程度的差异又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竞争力差异。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赶超“四小龙”和东盟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是理所应当。但是，在一国内部的区域转换却不一定这样。在“中国生产”中影响力很大的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可能会选择其他国家的沿海部和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例如近年来在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越南，还有中南美的一些国家，以及埃及等非洲国家都是跨国公司关注的领域。
再看一国内部，区域间的产业转换和竞争力转换也有自身的、不同于国家间转换的机制，中国经济空间布局的优化过程还将维持东部沿海城市圈和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生产要素和财富创造的聚集。东部的资本、技术虽然有不少已经为追逐低成本和开辟新市场向中西部转移，但并不表现为东部整个产业体系的转移和当地产业空洞化的迅速加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圈和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聚集与辐射能力，其拥有的实力相对雄厚、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是不会被轻易替代的。贵州目前确有比过去多的来自江浙、广东及周边湘、渝等地的投资项目，但真正属于制造业中附加价值高、产业关联度大和技术含量高的并不多，这些投资对房地产、资源开发的积极性相对高，也有一些是指向具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项目。总之，贵州要想利用所谓“东中西部产业转移与承接”在短期内形成配套性和协调性较好的现代工业集聚，实现跨越发展，难度的确很大。
由于贵州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市场机制自然演进不能满足其跨越发展的需要，我们期待政府的强力主导和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同时，我们必须真正立足于贵州的实际来发挥区域相对优势，选准主攻方向，集中有限力量来提高投入效率。 产业选择要适应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找准自己与国内外产业转换的切合点，找准适合进入贵州的“边际替代产业”。贵州目前有两类产业的自然优势成分较大，容易与外来资本、技术结合，较快取得发展。一类是有资源垄断优势的产业，包括一些矿产资源和特色农林资源；另一类是成本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这种优势主要由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区位因素和交通费用等所决定，有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依靠本地资源的原材料加工业属于此类。除这两类产业外，一些虽然具有静态比较劣势，但有可能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度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也不能忽视，如有可能，可考虑利用合理的区域保护政策来扶持这样的产业发展。否则在贵州，不仅难以形成有长远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继续保持落后。
针对贵州财力匮乏、缺少发展资金的现实，在利用外来资本和技术方面应该有更积极的态度和更加灵活多样的办法。还要争取发行地方债券和企业债券。目前，北京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在“国资委”协调下，组合优势资源和建立统一融资平台，利用国内外金融市场发行企业债券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及时学习和实施。
对落后地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自身特有的优势就是后发优势。贵州今后的投资一定要更加重视经济体系中后发优势的形成。首先要积极寻求有利于克服传统产业转移规律的新兴产业，抢占新领地，把有限资源用于新产品、新材料、新能源及其他高新技术产品等，争取“他人无我有”、“他人少我多”、“他人难我易”。这不仅需要政府积极主导、金融业提供充分而圆润地支持，还要在全社会要形成一定的转化条件。包括：物质资本的形成和人力资本的培育；规模经济的形成，这关系到区域产业聚集，中心城市功能和运输、通讯效率的提高等；组合条件的形成，这关系到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外来资金、技术与当地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的兼容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