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民生政治研究：以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为例_协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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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民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努力保民生促发展。笔者以参与式研究方法通过对西部地区一个农贸市场在特定时空框架下的改造过程进行跟踪调查，将其与我国东部浙江省的“温岭模式”、广东省的“蕉岭模式”进行比较，剖析我国东西部协商政治何以有差，进而探讨我国协商民主在中国底层社会治理中何以可能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协商民主,民生政治,温岭模式,蕉岭模式,百色
　　一、民生问题是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也即老百姓关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计问题。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经济
　　个人简介：梁银湘（1978—），男，广西桂平人，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讲师，从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法律问题研究。
　　问题。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毕竟，民生问题与社会和谐有序、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外一些经验研究证明，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惊人的全球性经济成长是产生第三波民主的动力。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条过渡带的国家中，这种“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民主的过渡必定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而根据中国传统的民本观的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民生问题也就不仅仅是吃饭问题，它事关老百姓的民心背向，“涉及人们的权益分配，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政府的功能定位，维系着政权的合法性”。因而民生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勾连形成了一种“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是指一种贯彻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原则，以社会建设为行动基础，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行动目标，以着力提高事关广大普通民众幸福安康的日常生活质量为主要行动过程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运行模式。”近些年来，全球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金融风暴，并波及我国。国家提出了保民生促发展的方针，并公布了拉动内需的十项具体措施，其中的一项就是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本文所考察的样本，即广西百色市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下发生。而笔者所要用的研究方法即参与式研究方法。
　　二、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的时空环境
　　广西百色市则地处我国西部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属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山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正在迅猛发展中的地区。根据近5年百色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比例来看，均超过了10%。如2009年百色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680元，增长11.5%；2008年为13169元，增长15.5%；2007年为12197元，增长23.4%；2006年为9887元，增长22.4%；2005年为8077元，增长16.2%；而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00元，增长10%；2008年为2820元，增长14.5%；2007年为2465元，增长16.8%；2006年为2110元，增长18.3%；2005年为1783元，增长10.2%。这些数据从横向比较，在全国属于偏低；若从自身纵向比较，则成绩斐然，历年的增速均排在全区前列。那么，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它又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些什么变化呢？
　　本文所要考察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是在下述几个重要事件叠加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几个事件分别是2008年所爆发而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2009年10月份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华诞以及12月份的纪念百色起义80周年庆典以及2009年持续至今的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活动。这四个事件分别突出了：
　　第一，金融风暴下的各级政府对民生问题大张旗鼓的重视与金三角农贸市场中设点摆摊的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菜贩子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获利冲动与国家政策目标背离的情形之下，这些小人物角色的民生又是如何的呢？
　　第二，金融风暴下，我们国家迎来了建国60周年，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更是迎来百色起义80周年的隆重纪念活动，过往的重大节日庆典筹备中，政府格外重视维稳。在维稳与菜贩子民生诉求的博弈之间，又真的像一些理论所说的那样，会衍生出一些民主权利吗？这种民生政治又呈现出那些不同的特征？
　　三、金三角农贸市场租金谈判的博弈
　　金三角农贸市场地处百色市右江区东合村八组（见图1），由于近些年百色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速，人口越来越多，它已成为周围居民买菜的主要地点。然而，该菜市场并非政府规划的菜市场。换言之，它是自发形成的。此菜市场周围被百色市一中、信用社以及玉宇楼盘所包围。最初为开发玉宇楼盘小区时堆放建筑材料所用，但是土地使用权仍属东合村八组。
　　
　　

	图1：金三角农贸市场示意图

　　玉宇楼盘开发完毕就形成了金三角菜市场，但是，因不属于政府规划范围，因此，这个菜市场属于典型的脏乱差。但是，由于价格低廉，所以人们更倾向于到此买菜，但是，周围的居民却是意见纷纷。在笔者目睹那些在该菜市场接受百色市电视台创卫采访小组采访的市民中，均有改造此菜市场的意思，且在笔者与电视台的记者沟通也证实了更多人希望百色市更加干净卫生的态度。因此，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就此展开。东合村八组的组干在未经与组民协商的情况下即与承包商签约20年，每年租金24万，由承包商进行对金三角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改造的内容包括了地面、通风、照明、停车位置以及重新打造摆放果蔬的台面。 改造前后，金三角农贸市场给人的感觉明显不一。改造后，每个摊位整齐美观，规格统一。如肉类摊位的长宽度为125×90cm，蔬菜摊的长宽度为150×90cm和180×90cm两种。然而，环境改观的同时，摊贩们的租金却直线上扬。而果蔬肉类等价格却无法上涨。在笔者的访谈中，摊贩们均表示无法涨价，否则客户就有可能到别的菜市场买菜。因此，一场围绕着租金的博弈就此展开。最终，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摊位价格分别涨了5到10倍不等，与摊贩们心中只涨一两倍租金相去甚远。（具体见表1）
　　表1：金三角农贸市场摊位租金一览表
　　

摊位种类	数量	原来价格（元/月）	承包商原定价格（元/月）	最终定价
牛肉摊	1	150	1500-1200	1200
猪肉摊	10	200	1600-1200	1500
鸡肉摊	5	200	1500-1200	1200
鱼摊	4	150	1600（4个鱼缸）	1600
杂货、干货摊	3	200	1500-1200	1200
蔬菜摊	37	50	450	450
豆腐摊	4	100	550	550
熟食摊	9	250	1500-1200	1200-800
冷饮摊	2	100	600	500
早点、小吃摊	9	100	650	600
水果摊	14	100	600-720	500
家禽摊	4	100	850	800

四、协商政治何以有差，何以可能
　　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当前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有着种种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个体，必须“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因为，“从长远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然而，金三角农贸市场的协商为何不成功呢？这与当前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协商民主试验所形成的“温岭模式”、“蕉岭模式”又有何不同呢？如果存在不同，那么，协商民主何以有差呢？又何以可能？
　　（一）协商何以有差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必定产生不同的诉求。但是，不能可以得出经济发展了就一定衍生出民主政治。从表2可以得知，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甚远。那怕是同处东部的浙江温岭市与广东蕉岭县，也是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协商民主还是在温岭、蕉岭扎下根，形成所谓的“温岭模式”与“蕉岭模式”。为何在百色市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中摊贩与承包商以及政府之间又难以形成所谓的协商民主呢？
　　表2：浙江温岭、广东蕉岭与广西百色市相关数据比较
　　

类别 年份	财政总收入（单位：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元）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温岭	蕉岭	百色	温岭	蕉岭	百色	温岭	蕉岭	百色
2009	47.6	36.12	56.85	11313	5591	3100	38.3%	—	51.1%
2008	45.4	33.97	55.1	10354	5199	2820	39.7%	46%	54.6%
2007	41.9	29.37	50.08	9367	4845	2465	35.8%	47%	—
2006	33.39	25.4	40.08	8167	4579	2110	37.8%	47%	50%
2005	29.42	22.33	32.37	7556	4426	1783	41.8%	50%	—

第一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政府的推动。在温岭，政府开始时把协商民主当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之后又把它当作一种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无论各乡镇，都把协商民主与基层人大的相结合起来，通过民主恳谈会“激活”基层人大，同时，通过民主恳谈会与乡镇人大的结合，将游离于体制外的民主恳谈会纳入现行的制度框架之内，做到体制内的融合，为民主政治寻找生长空间。而在蕉岭，蕉岭纪委通过复活乡村绅士的力量，以试点村务监事会制度的形式来监督村委，实现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与监事会之间的制衡。由此可知，无论是“温岭模式”还是“蕉岭模式”，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是由政府设计，政府导向为基准。而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当地政府的角色仅处于一种调停者的角色，并没有主持三方的协商或者摊贩与承包商的协商。例如，当地政府限令在2009年6月24日中午11：30前搬入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进行营业。但是相当的摊贩却依旧在农贸市场门前摆摊。当天笔者特地来菜市场观察，但是双方均僵持不下。城管执法部门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改进行政执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的精神不得扣押小贩商品，所以他们也仅是维持秩序。据统计，当天仍有近1/3的摊位没有营业。由此可知，协商政治能否得到推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决心与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有序的协商。在“温岭模式”中，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序的政治参与。例如，在2001年6月22日温岭市牧屿镇政府召开“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中，有100多位自愿前来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就镇政府提出的方案提出了35条意见和建议，其中17条被采纳，原方案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2002年8月11日温岭市温峤镇政府召开“江厦学区校网调整民主恳谈会”中，镇政府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考虑，建议将青屿中学撤并到江厦中学，但遭到了青屿片群众的强烈反对；在2005年7月27日温岭市新河镇在人代会期间所召开民主恳谈会，与会的90名镇人大代表和193名群众就镇政府的预算方案与镇政府进行了对话和质询，并提出了缩减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教育投入等18个问题。之后，政府调整了包括缩减行政管理费25万在内的9个项目，增减的资金合计237万元。修改后的财政预算在第二天的人大代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而在“蕉岭模式”中，也是如此。但是，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摊贩们却呈现出“一袋马铃薯”，没有合作精神，没有体现出一致的诉求。他们的协商更显得一种无序状态。更多的人是在于等着搭便车。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跟这个菜市场的人员成分有关。首先，菜市场的从业人员少部分为来自不同地市、乃至不同省份的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素质不高之外，他们也甚少往来。其二在于该菜市场中的大部分从业人员为当地东合村八组的村民。由于承包商规定了本村村民的月租金仅须支付一半即可。这样一来，他们所须缴付的租金与整体摊贩所寻求的目标相差不大，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因此，这一部分摊贩没有热情去跟承包商讨价还价。毕竟他们还可以每年从金三角农贸市场的发包中得到分红。如此，又何必与承包商、与村民失了和气。
　　第三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外界力量的介入。在“温岭模式”中，我们看见一些国外的政治学者以及国内的一些最优秀的政治学者的热情参与，例如澳大利亚的何包钢教授。在关于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研究问题上，何包钢教授的研究团队采用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结合村庄的民主恳谈会，为他们设计更具体和细密的程序、民意测验办法，并提供许多建议。在“蕉岭模式”中，我们除了看见政治学界的参与之外，还有媒体。由《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南农实验”课题组所推进的“提高农民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实验项目与当地基层政府推进的“加强农村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相结合，改变了当地农村的“政治生态”。然而，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笔者同样是采用参与式研究方法，但是，笔者的参与仅限于每天菜市场的采购行为之余与摊贩们的交谈，以及略为提及一些建议，并无意于向“温岭模式”与“蕉岭模式”中的学者们那样，置身其中。缘由即在于观察农民是否有自发组织协商的能力，同时也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那怕协商成功，也仅仅再增加一个所谓的“温岭”或“蕉岭”而已，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仍有如九牛一毛。而置身事外则可以管窥协商民主进程之困境。所以，摊贩们通过学生们问笔者是否有意于问他们“喊冤”时，笔者笑而摇头拒绝。
　　综上，在这三个事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从主体的角度来说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从路径来说它应该是有序的协商；从参与的角度来说，离不开外界力量的加盟。否则，当前的农村可能依旧是“王权不下县”的现状。随着农村社会资本的流失，协商政治在农村地区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协商何以可能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重构国家治理制度。如果说前30年国家转型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在未来30年，这个重点应是国家建设。诚如蒂利（CharlesTilly）所言，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一是国家能力，二是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重新界定它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国家必须是有能力的。同时，也同样重要地，这个有能力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负责的。“如果国家缺乏监督民主决策制定并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没有任何民主能够运作。”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质也就是使国家制度通过民主化逐步实现社会化政治，其基本发展道路就是：国家实现“人民宪法”，政党（通过共产党）实施“依法执政”，社会发展“基层自治”。具体而言，也即：围绕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宪政”，国家权力要以人民为本；围绕党的领导实施“依法执政”，创新民主化、法制化的领导方式；围绕社会政治发展拓宽“基层群众自治”，国家把基层权力还原于社会，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这就是推行“新型社会民主”，进行政治革新的重要历史任务。因此，不仅仅是在国家的上层政治生活，如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践行协商政治，在当前的基层政治或者底层政治中也应该践行协商民主，以弥补直接民主的不足。事实上，底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推行也有利于弥补当前有序扩大政治参与后参政渠道。那么，协商民主何以可能呢？
　　其一，转变政府角色。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在利益分化的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必然要发生转换，切实履行起协调利益关系、缓解利益矛盾的职能。因为，政府职能的每一次调整，实际上都会对社会的利益分配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东西部经济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尤其是在西部底层农村治理当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才能够有效与参与市场，与资本博弈，这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换言之，市场必须管制。因为农民在资本面前囿于二者之间的差别而没有协商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比较弱。因为，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以及个人为政治目的使用其资源于不同方面的差别使得不同的个体、不同的阶层对政治所施加的影响力存在着量的差别。这种差别将会衍生出两种不平等的类型。一种是累积性不平等，另外一种则是弥散性不平等。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完全是累积性的。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弥散性的。弥散并不意味着平等。在一个完全弥散性不平等的体系中，不平等可能会涉及每一种政治资源。不过，累积性不平等同弥散性不平等有着重大的差异，因为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就农村地区而言，还是以本文所探讨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为例，无论是东合村八组的农民还是外来摊贩，他们之间可谓是一种弥散性的不平等，然而，相对于承包商而言，他们更处于一种累积性的不平等体系之中。倘若不对累积性不平等作出管制，资本将肆意横行。 因为资本获利的冲动以及资本所处的情势将会引起政治资源使用的差异，进而引起权力的差异，最终使得资本所获取的权力远远大于一盘散沙式的农民所获得的权力。
　　其二，合理的协商政治制度设计。设置鼓励协商、谈判、寻找不同选择和谋求互利方案的体制，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尽可能增加了和平调解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设置严格抑止这类活动的体制，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暴力的可能性。而设置类似的协商机制，那就意味着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论认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首先，普通公民要有需要参与的公共事务；其次，公民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其中包括制定计划，掌握、判断行动规则的能力，在具体情况下，运动这一计划、规则的能力和清除表达思想以及与人讲道理的能力；第三，社会有允许公民参与的政治机制，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的有效运作。这仅仅是从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来谈扩大政治参与。若是专注于局部的协商民主。这几个条件必然一一具备。公民参与政治乃事关利益。当自身的民生与政治相连，普通公民岂有不过问之理？且人都为理性之人，必然会算计自身利益，其参政之能力也不容置疑。唯独须注意的，即为制度设计。如果设计出合适的制度安排，这才是协商民主在底层治理推行成败的关键所在。
　　其三，宏观控制与微观放开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应该注意区分和处理“宏观控制”和“微观放开”的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策略问题。国家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即表明了多让各级基层政府、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在宏观政治的调控下，积极主动地发展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管理，发挥微观政治的活力。因此，协商政治应把握“基础在民，关键在党，施政在法”的原则，政治动员要适度、依法；政治结社要规范；政治表达要宽容，公民意识要强化，使得协商常态化，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方面的统一。这样，协商政治才能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改进与创新，为民主政治寻找和确定新的生长空间，促进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实现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总目标。
　　利益多元时代，必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来促进民生政治的发展。而这个利益表达机制，就是协商民主。通过推动协商民主建设，既可以“治标”，维持社会稳定，同时还可以“治本”，实现社会公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之路，夯实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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