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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代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与其配套产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转口贸易带来了对配套产业的需求，而转口配套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转口贸易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转口贸易,转口配套产业,多功能经济中心
转口贸易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而转口贸易在发展过程中又会对这些条件和基础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带来了转口贸易配套产业的发展。近代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与其配套产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转口贸易带来了对配套产业的需求，而转口配套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转口贸易的发展。
上海转口贸易的主导产业是贸易业，配套产业则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业、船舶修造业、仓储业、通讯业、保险业、加工工业、报关业、转运业、相关商业和港口改良事业。
一、金融业转口贸易资金的融通和周转导致了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转口贸易的开展，离不开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方面所提供的便利。上海开埠后，受不断扩大的转口贸易的驱动，钱庄的经营业务逐渐被纳入进出口及埠际贸易资金融通渠道，“租界既辟，商贾云集，贸迁有无，咸恃钱业为灌输”。到1859年前后，上海“南北二市每日银票往来何止千百万数”，随着上海钱庄介入国际资本主义商品、金融业务，其营业范围也不断扩大。19世纪50年代，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各地豪绅官僚挟金银浮财避居上海租界，上海市面上游资充斥。于是钱庄扩展存、放款业务，大量现银源源流入钱庄，钱庄庄主又转而放款给资本短缺的商号。
当钱庄营业活动不断扩大、发展之际，钱庄业内部也在1859年、1863年多次修订业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1866年所作的决定：以九八规银为统一的记账虚银本位。这一决定，在当时币制极不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转口贸易及钱庄的自身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土货出口和外国洋货输往内地，需要金融周转上的支持，因而钱庄汇票有很重要的作用。洋行一到上海就接受了钱庄庄票，钱庄可以用庄票向外国银行拆借款项。洋行收到购货者交来的庄票，存入外国银行往来帐户上，委托银行到期代收。与此同时，洋行在收购土产时，可以签发银行往来户的支票付给土产商，土产商把支票解入开户的钱庄，钱庄就可向外国银行收款。上海钱庄运用信用工具所能起到的功能，对外国商品深入内地起着买办作用。19世纪下半期，镇江、汉口、宁波成为上海洋货输入内地的重要转运码头。因此，上海钱庄与三个城市联系十分密切，上海钱庄的资金垫付和其他信用上的支持，使每年价值几千万两的进口商品迅速从上海进入内地市场和大量土产品从内地输往上海成为可能。三地钱庄应商人要求开出汇票，商人到上海采购进口商品所需要的款项，就由上海钱庄根据合约对这些汇票予以垫付性质的兑付。因为外地钱庄没有存款在上海，它们要设法张罗土产商装土产到上海，以出售的货款，来归还上海钱庄的垫款。
上海钱庄还广泛使用申票——在上海付款的汇票。上海商人赴内地采购土产，可以不带现款，也不必汇款，只带申票，交给当地经营土特产商号，就可以成交。土特产商号又将申票售给当地钱庄，由当地钱庄加上一定手续费很快地卖给商人赴沪采购货物，或邮寄到与上海有往来的钱庄抵付它前一时期的透支或欠款。钱庄是上海近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76年上海有汇划钱庄105家，1883年受金融风潮影响很大，仅留下62家，到1905年恢复到102家，1908年增达115家。
然而，中国钱庄运作毕竟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规范有一定差距，所以需要新式银行来协调。1847年，得到英国皇家特许状的丽如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这是外国人在上海开设银行的开始。50年代有汇隆银行、呵加剌银行、印度伦敦银行中国商业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60年代有汇丰银行，迄至1911年在上海设立的主要外国银行达22家，来自英、法、德、俄、日、美、比、荷、意等9个国家。外国银行设立的直接动因是外贸发展，以执银行界牛耳的汇丰银行为例，它在披露其宗旨时说：“目前在中国的银行，只是总行在英国和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贸易需要。而这种贸易和过去几年比较，已经变得这样广泛和复杂，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弥补这个缺陷。”汇丰银行成为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
早期外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经营国际汇兑业务，并利用金融信贷的杠杆作用，使经营出口业务的洋行获得融通资金的便利，能够经营超过其资本的业务，并能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促进贸易发展。近代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与银行巨额资本的介入有密切的关系。举汇丰银行为例，其分支机构遍布近代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这进一步强化了上海转口贸易的枢纽地位。中国国内埠际贸易货款汇兑业因此变得更方便，避免了运送现金的风险。
由于外国银行大多在本国有总行或分行机构，外国银行进入上海标志着上海金融业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业的体系中，在这样的冲击下，中国的票号与钱庄，经历了不同的命运，票号因固守传统而在20世纪初消亡，钱庄则因介入外贸流通体系，被纳入外贸融资系统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一直到20世纪中叶华资银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才趋于消亡，完成其历史使命。
华资银行是在外国银行的刺激下产生的，1896年11月11日盛宣怀上折请设银行，认为银行系“商务枢机所系……非急设银行无以同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建立。20世纪初，官商合办或商办的银行出现。1905年8月，户部银行成立；1906年信成银行成立；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成立；1908年3月交通银行成立。“截至1911年，中国本国的银行历年共设立30家”。民国初年，华资银行进入鼎盛发展时期，1925年，全国银行家数增加到141家,实收资本额高达16914万元,银行实收资本额年平均增长率,1912-1920为15.9%，1920年-1925年为13.9%。当时，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北三行中的中南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上海，上海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以上海为枢纽的金融网络遍布全国。在业务上，外商银行侧重于国际汇兑；华资银行对外业务较少，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开拓国际业务。中南银行在成立之初就积极学习主持国际汇兑业务。在国外各大商埠均有委托代理行家，以香港、厦门为经营国外汇兑业务的枢纽。在南洋等地，中南银行同安达、正金等银行有汇兑业务关系。另外，大陆银行同伦敦、汉堡、纽约、神户、东京、横滨、长崎、巴黎等八大城市的外国银行定立代理条约，办理国际汇兑业务。其他许多的华资银行也积极建立同国外的金融联系，1931年，上海地区银行的国外通汇处有29个国家82处，其中美国有25处。上海因此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
在贸易的推动下，上海金融业形成了外国银行、钱庄、华资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与转口贸易的发展互利互动。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外滩一带集中了各种金融机构200多家。
二、交通运输业交通发达便利是上海转口贸易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过来转口贸易的发展又推动了上海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在上海贸易发展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航运业。最早是外商远洋航运业的发展，这使得上海在转口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了。“上海港轮运业剧增——因为一切外轮，无论其目的地是哪儿，它都要先开到上海。”最早进入中国远洋运输系统的是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这家公司19世纪40年代起就在欧洲和印度之间开辟定期航线，1847年左右首航香港，1850年，它的航线延伸到上海。这家航运公司以贩运鸦片和金银出名，同时它还在上海承担了大量的生丝出口运输。仅1860年它从上海承运的生丝就达5万件，由于得到英国政府的财政资助，这家公司几乎垄断了上海到香港的海上运输。60年代以后，各国洋商开办的远洋公司积极参与竞争。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率先在上海设立旗昌轮船公司；法兰西火轮公司开辟了东方航线。70年代中期起，日本的三菱邮轮公司开始在日本与上海之间航行，不久就垄断了中日之间的全部贸易运输。80年代以后，德、俄、加拿大等国的远洋转运都已直达上海。1880年，美国的远洋轮运公司利用巴拿马运河，开辟了一条由纽约直达上海的海上航线，改变了原来美国商品通过伦敦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中国的迂回路线。近海运输和江运方面，19世纪60年代初，上海有20家左右的外国洋行各自拥有一两艘轮船，航行于长江和沿海口岸之间。上海稍微具有规模的洋行几乎都置备轮船参与长江航线上的竞争活动。
上海传统的沙船业在上海开埠后一度非常兴旺，除了漕运和土货贩运外，还积极地寻求转运“欧洲出产的货物”19世纪60年代后，外货轮船的竞争使沙船业衰落，一部分沙船业主着手改革木船，兴建新式车渡、木轮快船，力求从提高生产力的途径中找出路。
航运之利唤起中国人与洋人分利的愿望，李鸿章看到“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遂决定“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1873年，第一家华商轮公司——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最初4船的航线是：“伊敦”往来上海、长崎、神户；“福星”往来上海、烟台、天津、牛庄；“永庆”往来上海、汕头、香港、广州；“利运”往来上海、厦门、汕头。以后随着船只的增加，航线也越来越长。到甲午战争前，已形成沿海、内河、远洋三大系统，远洋可至英国、美国、日本、南洋各处，沿海可南至香港、汕头、台湾，北迄天津、牛庄，内河可至长江各口。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外商华商大小轮船公司60家左右。至此，近代上海的轮运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系。随着轮运业的发展，内河和远洋航线次第开辟。由于技术、资金方面的限制，华商轮船公司只行驶内河航线，只有怡和、太古等外商轮船公司除行驶国内航线外还行驶远洋航线。
19世纪60年代后，实际上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西面有长江航线，北面有北洋航线和朝鲜、海参威航线，东面有日本航线，东南面有菲律宾航线，南面有宁波、福州、台湾、汕头、香港以及南洋和澳洲进而东接欧美航线的国内外商业航运网络。除水运外，陆路运输在清末民初也有初步发展。由于黄浦江航道日益不适应大型轮船出入，为了便于在吴淞泊岸起货，外国人于1876年修筑了沪淞铁路。1895年，张之洞提出修建铁路连接上海、南京、苏州、镇江和杭州，后因种种原因而被搁置。 1905年4月和1907年3月，沪宁、沪杭铁路分别开工，1908年和1909年分别建成通车，1916年上海北站到新龙华间的铁路建成，衔接了沪宁、沪杭两路，抗日战争前，杭甬铁路建成通车。公路方面，有沪杭线通杭州，锡沪线通无锡，沪太线通刘河，沪宁线通青浦，上松线通松江，上川线通穿纱，上南线通南汇。近代上海陆路运输在交通运输业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与水运一起联结国内外市场，为转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港口建设随着航运业的发展，上海的河道、港岸设施也不断完善。开埠初期，黄浦江航道全线水深仅8英尺，当时行驶的船舶吨位小，吃水浅，进出无困难。19世纪后半叶，由于轮船航行的发展，上海周围的港岸设施条件不再满足航运贸易的需求。上海《北华捷报》发表的船舶吨位一览表表明：1850-1860年，进入港口的外洋轮船的平均容积约为1000毛吨；1860-1869年，船舶平均容积2300毛吨；到1880年，已超过4000毛吨。1852年《北华捷报》发表的原始港口章程规定：鉴于航道狭窄，抛锚场地有限，倘要径自行驶到苏州河口，限定船舶的全长不得超过165英尺。因此，西方列强在《辛丑条约》中规定上海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革水道各工”，并专门列出了实施细则。到20世纪初，上海港航运设施越来越不能适应迅猛增长的转口贸易量的需求了。1905年，黄浦河道“在非常浅潮时期，河口沙滩（吴淞外沙）深仅十五呎。溯江西上约三哩，航道分为二，其一极浅，仅八呎，只便帆船往来；其一为‘旧船航道’有沙滩。吴淞内滩潮水极浅时，深只十呎至十一呎。自两河道间岛屿之上端，以达公共租界，航道殊广，但有数处浅滩起伏。在港口本部，河床深处过于狭小。江面过狭之处有二。自汇山起（指汇山码头——引者）有沙滩一”。
1905年，上海黄浦河道局（即后来的浚浦局）成立，负责疏浚黄浦江河道。从1905-1912年，吴淞外河滩由原深15呎开挖到21呎，吴淞内沙滩则基本被铲除了，原来仅8呎深的帆船航道，加深到19呎。1912-1931年，经过两个十年浚浦工程，黄浦江通海航道全线综合水深增至26英尺。此外，1906-1920年，先后在荷兰工程师奈格和瑞典工程师海德生的主持下，在黄浦江两岸修筑堤坝束窄河宽，在吴淞口建造了吴淞导堤，在高桥河段开挖了新航道，极大地改善了黄浦江的通航条件，满足了万吨轮进出港口的需要，而且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状态。
除了航道疏浚问题外，港口建设还包括港口设施的完善。港口设施包括码头仓库、助航设备和船舶修造业。为发展贸易，外商洋行进入上海后“修筑了许多码头、堆栈和仓库”。1845年，上海外滩开始建驳船码头。19世纪60年代后，轮船航运渐兴，外商相继建造厚趸船码头，其后方辟有堆场仓库。19世纪末起上海港掀起建造码头仓库的高潮。据1866年统计，在上起白莲泾、下至东沟，长108518呎的上海港岸上，浦西有江记码头、旗昌码头、琼记栈等17处，浦东一线由怡和栈、李百里栈等17处（其中包括后庙、外国坟地在内）。上海港岸增添了三大煤、油码头。从1908年建成万吨级蓝烟囱码头（今民生路码头）起，较大规模的建设一直延续到1934年，部分木结构码头和趸船式浮码头被钢筋混凝土框架码头所取代，并添置了部分起重机械，许多小码头被兼并，基本适应了港口装卸业务发展的需要。一批万吨级码头相继建成，港口规模不断扩大。沪宁、沪杭铁路通车，汽车投入营运，港口综合集疏运系统初步形成。
仓库是码头的孪生兄弟，随着轮船码头的勃兴，相继拔地而起，专营堆放业务的经纪人也应运而生，仓库业在这个时期已初具规模。最初的仓库分布在外滩沿黄浦江一带，其经营者均为洋商，其中隆茂、平和以及茂台洋行等著名专业仓库的总面积达百万平方呎以上。同时，各码头公司为了兼营堆放业务，也相继建造了大量的仓库。据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这些洋商码头的附设仓库占上海港仓库总面积的79.2%。1905年后，华资银行为便于开展放款及押汇业务，也相继建造仓库作为存贮担保物品的场所。由于当时外滩地带区被洋人占光了，华资银行转向苏州河两岸购地建筑仓库。1920年后，商人也以仓库为投资对象，在各交通便利地点，纷纷建造商业仓库。
上海助航设备的设置与更新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未曾中断过。20世纪20年代，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从而保证了航行安全的需要。
船舶修造业是上海创办最早，发展最快的工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取得中国沿海航运权，他们为推销商品，极力发展航运业，为其服务的船舶修造厂相应产生。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上海就有船舶修造厂。1862年，祥生船厂在黄浦江边建立，1865年耶松船厂建立，两厂规模都比较大。1922-1931年，上海各家船厂共建立476艘大小船舶，合22459.48吨；进行了上千艘船舶的修理。
在港口管理方面，上海开埠后，随着港口设施及规模不断开扩大，港政管理内容逐步增加，包括泊、港口治安、管理码头建筑事务、管理沿浦岸线、防疫等。 192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交通委员会制定《上海地区发展规划》图，试图对港口布局进行规划。1928年上海港务局成立，以求统一港政管理。1930年和1938年，国民政府上海港务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先后编制上海港港区建设计划，将未来新建码头的重点放在吴淞附近和乍浦一带。
四、其他配套服务业除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和港口改良事业外，近代上海转口贸易还有保险业、电讯业、加工工业、报关业、转运业和新式商业。
对外贸易的开展带来对保险业的自然要求，保险业的发展是转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上海开埠以后，英、美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委托在华洋行代理保险业务。接着，上海的保险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地开设起来。这些公司成为外商洋行保障它们在华投资贸易的有力工具。
开埠初期，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是上海市场中两家最大的保险代理机构。据统计，1884年中国各通商口岸和香港共有保险公司的代理机构25个，其中怡和与宝顺两洋行即占了11家。这为上海埠际转口贸易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据说当时上海几乎“所有规模巨大的洋行都分为六个部门”，其中就包括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运输保险部”。上海开埠后的短短20年间，在贸易发展的激励下已有30多家英商保险公司在上海从事业务。险种从水险扩大到火险乃至人寿保险等方面。
随着外商银行在华发展，以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和1871年上海伦敦电报线架通所带来的汇兑、运输和通讯方面的便利，上海大一统的洋行贸易体制解体，许多大洋行演化成管理性机构，更加关注航运、保险、条约口岸设施及银行等外贸的外围经济部门。在这种形势下，外商保险业加快了在上海投资的步伐。
19世纪70年代，现代化的电讯传递手段开始在上海运用，1871年贯通欧亚的海底电缆接到上海，大北电报公司率先敷设的香港——厦门——上海吴淞口戢山之海底电缆正式通报营业，紧接着又有大北公司敷设之上海——长崎——海参威海线，大东电报公司敷设之香港——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海线，这样上海与日本、东南亚、欧美的电讯就畅通无阻了。1872年又架成了上海至天津、汉口、广州的陆路电报，到1897年商办陆线已达到41400余里，各省官办陆线也有27000余里，并且陆线由沪至京，转接恰克图可与俄国西伯利亚陆线相连，也能与欧洲通报。1908年在上海出现的官办淞崇天线电报局和在汇中饭店设立的第一个商用无线电台使上海在中国最早跨入了无线电通讯时代。20世纪30年代初的《海关十年报告》对上海作了这样的评价：“在国际通讯方面，像上海这般便利畅通的城市，目前世界上也许为数不多。”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改变了过去邮路不通畅带来的商情堵塞情况，推动了“订货制度”和期货贸易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商品市场体系逐步成熟，上海转口贸易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加工工业是上海地区出现最早的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外商投资为贸易服务的砖茶制造业、缫丝业、包装业等。西方列强通过条约特权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生丝、茶叶、蛋品、皮毛、草帽辫、棉花、猪鬃等土货出口量大幅增长，为这些商品出口贸易提供服务的各种加工工业以及因出口需要而产生的机器打包工业便先后产生。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外贸服务的包装企业使许多新增加的商品能以更适当和更轻便的形式从中国运出，并经得起航行途中的颠簸。同时包装上减少体积，使货物能够以最低的运费运送出去。包装业还推动了兽皮、羽毛、鬃毛、皮革、毛皮和原棉的贸易，因为这些货物需要以适销的样式和保证物品完好的包装运送出去。还有一些出口加工工业，如制造皮革的上海熟皮公司、为出口纺织原料服务的上海机器轧花场、洋行附设的禽毛加工厂等，几乎都集中在上海。
报关业从兴起至衰落历时70年左右，1860年，上海海关成立时，报关业仅10家左右。以后业务迅速发展，报关行开设达140多家。由于内外转口贸易的发展，报关业成为不可缺少的桥梁。报关行业务包括托运、接运、转驳、装卸、押运、保险、保管、押汇、报关及打包等业务。为了便于管理，海关规定报关行必须加入同业公会。当时报关行公会有两家：即南市报关行公所和北市报关行公所。南市公所经营当时进出口的主要商品纱布、面粉、什粮三大行业的报关业务，属于大型同行。北市公所会员多数为经营南北什货的中小同业。1911-1931年大小同行发展到170多家。1931年底南北两公所合并改名为上海市转运报关业公会。转运报关业公会全盛时会员发展到300余家。1938年对日抗战全面开始，航道阻断，报关行业务停顿，除外商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顿外，同业会员中歇业转业的数量很大，华商也由300多家下降至不足200家，而且所经营的业务多侧重陆路运输方面。
近代上海有一苏州巨商洪少圃，发现转口运输的不便利，就参照欧美捷运的制度，发起组织转运机关。嗣沪宁铁路通车，即首先成立大通转运银洋公司，转运所有上海与各地钱庄往来银洋，其后，又组织汇通转运公司，代客运输各货。 接着，一批转运公司又陆续成立。民国时期，上海共有56家转运公司。
上海开埠后，洋货大量涌入，租界内外出现了很多转售进口商品的新式商店。19世纪50年代，五金店、洋广杂货店、西药店、颜料行均在上海出现。其中尤以进口的机制纺织品为盛，因此颇负盛名的是“洋清布店”。1858年，上海“洋清布店”已有15家左右。它们的经营分为批发和门售两种业务。批发的对象，除了上海邻近地区各县外，还有来自内地的掮客，他们为了方便经营，陆续在上海设立办庄，也称为“申庄”。1862年，上海第一家经营进口五金的顺记洋什货号在虹口百老汇路设立。到1900年左右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共58家。
20世纪初，上海原有的一批洋广杂货店开始向现代大型百货公司发展。1917年，华侨马应龙等在上海开办了先施百货公司，设有40多个商品部，经营1万多种商品，其规模和设施在上海首屈一指。1918年华侨郭禾又开办了永安百货公司，经营百货、旅馆、酒店、游乐场等业务。
另外一个新式的商业机构是交易所。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日本等国商人在上海先后设立了各类交易所，大大便利了商品交易活动，引起了华商的效仿。1916年，上海商人虞洽卿等申请成立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917年，获准从事证券交易业务。1919年上海交易所获准可同时经营证券和商品。1920年11月，上海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其经营范围，除债券、股票、金银之外还包括棉纱、布匹、粮油和皮货等大宗货物的交易买卖。此后上海各类交易所纷纷开设，高峰时多达140余家。
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新式商业的发展，使上海具备了一个较完善的市场结构体系。
近代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港口建设事业、保险业、现代通讯业、加工工业、报关转运业和新式商业等配套产业的发展，这些配套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上海转口贸易的繁荣，使上海由单一的贸易城市向多功能的经济中心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