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着眼于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业与工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社会效益高,自身经济效益低,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业的全面发展,走新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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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2重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通过生产协作、经济合作形式去领导农民。农民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449页）,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本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把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视为发展农业的动力,忽略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求。党在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的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了人民公社运动“1大2公3平”的错误,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衰退,出现了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严峻困难。
邓小平是在对人民公社错误的反思和纠正中,开始探索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1961年,他与彭真认为对人民公社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要在生产队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太多,“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1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3包1奖和评工记分时,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群众自愿办食堂,“1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9]（324,326,327,329页）。1962年,他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下调动农民积极性的3种可能性选择：1是尽量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2是使部分包产到户合法化；3是农业经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324页）。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包干到户的两种不同意见,以“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的务实态度,指出应该让农民大胆试、大胆闯,并两次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主张从3个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1是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实行多劳多得,提倡1部分农民先富起来；2是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3是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是关心其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他指出中国“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①,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可以找到1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4]（327页）,实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6]（77-78,213页）,这就揭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现实作用在于极大地发挥农业增产的潜力,长期作用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其次,他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尊重农民的意愿,党的农业政策1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965年他揭示了党的农业发展政策出现错误的实质是没有“真正了解贫农和1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1980年,他认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批评有的干部对因地制宜、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问题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5]（316页）,农业学大寨搞的评工记分、集贸市场和自留地等“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②,也不可能做。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①。最后,他提出了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农村改革初期,他赞同恢复小自由,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5]（146页）,“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