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节苓 (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设计和设计教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许多新的问题也浮现出来。在设计最先完成职业化的西方，他们形成了“功能与形式平衡”的设计思想，但是越来越多的设计实践证明这种设计思想的提出并不能达到“好的设计”的目的。中国的设计师需要从这种西方设计思想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找到中国自己的设计思想。而这种“中国设计思想”其实并不遥远，它恰恰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许多智慧的总结和启示，如何把这些智慧的“中国思想”转换成“中国设计思想”，正是我们在设计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重要阶段。本文浅谈了设计的职业化过程、西方设计思想的形成及弊端、中国文化中与西方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对中国设计的期望。
从本科四年到步入研究生，有个问题我一直没自信去回答，而这个问题又经常被其他人提及，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提问——“什么是设计师”？ 很多时候，我们比手画脚地解释一通，却发现依然语无伦次。其实，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并不完全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自己的专业，而是因为它的定义并不简单，我们不能像其他专业的学生那样因为大学时代相对深入地掌握了一个领域的“特长”就能够在社会中找到对号入座的职业，事实上，我们学习的技术并不深奥，没有哪一项是其他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经过一定时期的训练仍然掌握不了的；我们思考的方法也并非自这个专业开始独创，其实我们常常借助哲学、美学、文学多方面的结论达到自己的理解。为了解释自己的存在价值，我们往往会说“边缘学科”，然而，在社会分工非常精细的当今社会中，我们又怎么为“有所涉及而皆不精湛”自圆其说呢？我们需要自己“有所精湛”，而这个精湛的支点究竟是什么？它关系到我们对上面那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定位。
一．设计师
设计师，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从事设计的人。这个看似同义语反复的说法却有一点意思，因为只有当设计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时候，才能更好地说明什么是设计师。
如果中国的设计到目前仍然处于相对不成熟阶段，可以先从已经发展成熟了的西方设计的历程中找寻一些答案。从19世纪下半叶的维多利亚末期到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从英国到欧洲再到美国，从莫里斯到格罗佩斯再到罗维,从建筑到工业产品再到平面，一个新兴的职业诞生了，这就是——设计师。
在这之前的社会分工中，有技术考究的手工艺人，他们在制作温莎摇椅时熟练地使用蒸汽弯木，在烧造玻璃酒杯时完美地掌握气泡吹法；有理性俨然的工程师，他们利用自然科学精确地计算出组建机械的可行性，依照逻辑规律清晰地安排了流程运作的顺序性；有感性浪漫的诗人，他们通过词句和段落再现社会生活的细节，通过节奏和暗示表现心灵感触的共鸣；有门派不同的画家，他们或者极致地追求模拟的逼真效果，或者陶醉于“富含意味”的“纯粹形式”。
从方法论上讨论“设计”，它不是一个新生名词，因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最早同人类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的祖先开始使用石器工具捕捉野兽的时候，就已经是“设计”的思维了；当还没有设计师这一特定职业出现时，其他行业的实践过程中也已经包含着这种思维。那么，设计师的出现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设计师成为一种职业的定位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范畴呢？其实，任何一种职业的出现都意味着是一次分工，我们的远古祖先从爬行到直立，就是第一步分工，分工后的双脚主要负责支撑身体和行走，双手主要负责平衡身体和劳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在逐渐扩大和复杂，这就使分工不再局限于人体自身，而延伸到了人与工具之间、人与人之间。在人与工具这对关系中表现为使用不同的工具达到不同的需求，比如，用锅来煮食，用箭来捕猎，用锄来种植，用鼎来祭祀。在人与人这对关系中表现为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事情，比如，妇女采摘果实和哺育小孩，男人捕杀野兽和抵御外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的分工越来越多，有专门的人们分别从事纺织、种植、冶炼，甚至开始有专门的人们不再从事直接劳动，而是从事“思考”。这样的分工过程究竟由什么样的具体条件决定，是至今都没有达成定论的课题，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在研究中假设着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新的分工在尚未形成独立种类之前就已经包含在其他活动中了。
设计职业化之前，它包含在手工艺、建筑和艺术行业中，最早的设计师也正是由手工艺人、建筑师、艺术家和部分工程人员转化而来。直到十九世纪，“设计”和“制造”一直是没有分离的（这里的“设计”实指方法论上的“构思”），许多家用物品、装饰品甚至建筑，从构思的开始到制造的完成都出自同一个人。马克思有一段话可以从意识与实践的关系这方面解释构思和制造有分离的可能：“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得许多人间的建筑师也感到自叹弗如，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72页），正是因为“意识”可以先于“实践”之前，先意识，后实践，先构思，后制造，所以使构思的独立成为可能；意识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构思”是用来指导“制造”的，当它独立之后，一个人的“构思“可以通过“理解”或“模仿”指导别人的“制造”。1864年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实际发起者威廉.莫里斯正是代表了这个分离的过渡阶段，莫里斯从自己动手制造“红屋”以及里面的所有家具、餐具、壁纸、地毯，到设立工厂将自己完成的家具图纸、壁纸样品交给手工艺人或者工人生产，就是从一体到分离的过程。工艺美术运动之后，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进一步完成了这种分离，从此原来从事“构思制造一体”的人们分离成了负责构思和负责制造的两部分。设计的出现正是它作为这种分工的确定，这让设计区别于美术（包括绘画、手工艺等）。但是设计的成熟不仅仅于此，除了具有构思，还要追问具有什么样的构思？试着与另外两种构思比较——科学思想和技术思想，举个小例子：发现比水分子密度大的材料不会让水穿过——这是科学思想；发明一种比水密度大的材料——这是技术思想；而用这种材料创造出一种喝水的方式——这是设计思想。
界定了“什么是设计思想”让设计终于成为独立的职业，但是还要继续追问“设计思想是怎么样的？”
综观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设计运动，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的设计思想是用手工艺的生产方式达到功能和形式的平衡，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设计思想是用工业生产的方式达到功能和形式的平衡，但是“平衡”的方法却是不确定的，它们的发展都偏向了形式。比如，提倡“真诚、实用”的工艺美术运动最终仍然精雕细琢、花藤繁杂；提倡“向自然学习”的新艺术运动最终却抛弃了自然的和谐，人为地追求无处不在的曲线；提倡“新材料”的装饰艺术运动最终只是用新材料表现了旧式的奢华；提倡“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主义设计最终成为“少则多”的极端。设计要区别于技术，不能只讲功能不讲形式；设计要区别于美术，不能只讲形式不讲功能。但是，设计又不是在这两者之间简单地中立。
“功能与形式“这个设计思想的提出真的是可靠的吗？
二、中国设计师
和西方一样，中国有手工艺人、画家、诗人，但是中国没有自发地出现过“功能与形式”之类的讨论，这是由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立足点不同，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直觉”，不是将“客观”和“主观”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讨论。在西方设计师的探索中，功能更代表是客观存在，形式更代表是主观感受，功能与形式的平衡其实就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但是在中国哲学中，不存在主客观统一的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浑然，中国哲学中讲的是“太虚”，客观是主观感受到的客观，主观是来自客观的主观，没有纯粹客观的客观，也没有纯粹主观的主观，这两方面的割裂只存在知识论中，名家中的公孙龙曾经有过一个辨证，在中国引起了震惊，因为平时的中国人不是这么思考问题，公孙龙说：<假设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或“坚石”，没有“坚白石”。> 但是中国人看待事物往往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逻辑推理出发（中国的哲学著作《老子》只有简短的五千言，它的表述方法不是论证而是暗示），而在经验中就不存在知识论中的这种分割。比如，中国美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方面：线的艺术和意境，都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不可言传不是由于表达者引起的晦涩，而是它刚好对应了世界的“太虚”，对它们的欣赏是一种沉淀了的“有意味的形式”。
也许，正是因为功能与形式本不应该被分割出来讨论，所以西方设计师“功能与形式平衡”的设计思想最终导致了他们“失去平衡”。比如，先考虑功能后考虑形式，那么在考虑功能的时候其实已经假设了一个形式，后来的形式成了在这之上的附庸；先考虑形式后考虑功能，这个形式的存在其实已经规定了某些功能的实现可能，后来的功能将会和它产生矛盾；那么功能和形式并列考虑呢？这样产生的矛盾更大，因为设计师将困惑于“这个功能假设了什么样的形式”和“那个形式规定了什么样的功能”之间。看看现代主义以前的那些设计运动，设计师不过是在已经确定了的形式之上附庸别的形式而已，如在家具上变换装饰。而现代主义运动的设计师不过是简单地遵循了功能假设出的形式而已，如钢管椅子，当他们试图在这种“自然而然出现“的形式上做改变时，最终流入了形式主义。
有很多发掘出的思想，可以代表“中国思想”，比如，中国建筑中的木制构件，如果说它是形式，但它又同时担当着功能的作用；如果说它是功能，但它又同时担当着形式的作用。是形式也是功能，是功能也是形式——这正是中国的智慧。
中国人是怎样形成这种智慧的？又正是那种“直觉”的哲学观。做一名中国设计师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具有中国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设计也就是中国式的设计，也就是为中国人的设计。 三、中国设计
80年代以前，没有“中国设计”，只有“中国制造”，在大工业化的冲击中，原来发展极为成熟的手工艺面临尴尬的局面，原来蕴涵在这些手工艺中的“中国思想”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发展成“中国的设计思想”。这种迷茫的过程在西方已经提前经历了，于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接收了西方发展出来的设计思想，在这种设计思想的催化下，我们完成了“构思-制造”的分离，设计在中国出现了，但是这种设计思想也带来了新的迷茫（如上所论西方设计师的失衡）。“中国的设计思想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努力去完成的提问。我想，这正需要建立新的“直觉”，面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结构、新的人文环境、新的具体需求——的“直觉”。
近些年来，“让民族的走向世界”成为热门话题，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发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中国的设计起步较晚，但是我们有理由自信，中国的民族设计必将走向世界。
参考书目：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
〈中国美学史大纲〉 叶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