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能认识到农民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当时的中共领导者如陈独秀等人就依据外国的教条忽视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只有毛泽东这些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非常深刻了解的革命者，才从农民运动中发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为了回击来自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就来到了衡山的白果，对这里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是在1月15日离开湘乡横铺乡肖家冲，经过湘潭分水坳进入衡山境内，当日下午步行到白果。当晚，在区农协会--关圣殿召集了区农会干部座谈。农协委员长赵国城、副委员长彭桂峰向毛泽东汇报了岳北农运情况，陪同毛泽东考察了岳北农民纠察队总部。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白果赵氏芳三公祠听取了白果女界联合会秘书朱隶堂和妇女代表的汇报。接着到岳北农工会会址刘捷三祠召开调查会，毛泽东高度赞扬岳北农民运动"好得很"。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毛泽东还指示要对岳北农工会烈士家属好好照顾，并看望了一家烈属。下午毛泽东到刘家祠堂视察设在这里的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当晚住宿在白果街后海楼屋农民夜校校长刘友琴家，调查了农民夜校情况。17日上午毛泽东离开白果，经福田、宋桥（世上冲）20日到衡山县城，24日毛泽东结束了在衡山为期10天的考察，乘船离开衡山县城，顺湘江而下返回长沙。
触景生情，于建嵘这样感叹：
岳北农工会以及岳北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运动离我们也已有七十多年的岁月。我们已经没有可能聆听这些传统乡村社会的反叛者亲述他们的丰功伟绩了。我们只有从尚存不多的历史资料中走近他们，希望知道他们是些什幺人，做了些什幺事。随着我们对这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和这些值得敬仰的农民领袖的深入了解，新的困惑也就产生了：其一，当年的乡村社会内生的地方权威与外来的政治权威之间是通过什幺样的方式建立起联系的？其二，农会组织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冲击的意义。可以说，岳北农民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冲击，岳北妇女敢闹祠堂就是明证。但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宗族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并重新控制了乡村权力。那幺，为什幺农民运动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性？这是否是一切农民运动不可逾越的局限？
西哲史家克罗齐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使于建嵘下气力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和九十年代湖南农民集体行动的联系和区别。他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命题、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中展开了他的深入调查。在田野工作中他已经接触到了当代中国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某些先期征兆。这些征兆是小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篇描述的也是这样一些小事。"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事件的征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1月21日晚，我和绍庄村的杨某和周某、同兴村民兵连长罗某和原党支书周某，在白果街一农家旅馆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大家的发言要点如下：
其一，农民负担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贯彻到基层，而是县乡一级政府违反中央政策进行"强取豪夺"和变相"勒索"造成的。这也是目前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不愿上缴税费甚至产生对抗的客观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况尤
甚。县乡一级干部为了达标有政绩、增加财政支出和其它项目的建设、以及部门职工的福利，而将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镇现在是按人平均收入1860元（衡山县是按人平纯收入2450元）作为收取农民税费的依据的。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这幺高。目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国家的农业税是认同的。对五保、优抚亦表示支持。但对乡镇统筹的意见特别大。比如统筹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时还要收高额的学费，平时隔三差五还收诸如试卷费、监考费、班费、资料费。计划生育费就更难以让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绝育手术的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数上缴。对公益金、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也有意见，甚至相当反感。乡镇政府根本不管农民的不满，利用国家政权将各种费用强加在农民头上。长期以来，在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省、中央一级政府尚抱厚望，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县乡一级才走了样。虽然对乡镇干部乱收费等行为意见很大，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没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勒紧裤带来缴纳各种税费。可谓"挨鞭子过河"，无可奈何。
其二，超经济强制。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到各种税费和摊派，有的乡镇干部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