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采取的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反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成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内部因素。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业生产、农村研究、中国

    对于改革开放前特别是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把近代较为活跃的农民流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但章有义、珀金斯、黄宗智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4县20个村的个案调查的综合比较研究，分析了自1840年至改革开放前100多年来江西农民流动的阶段性特点及其成因，并初步探讨了农民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状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分析这20个村的基本概况，就可发现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从区域分布看，处于江西东部的有朝阳村、芳山村，居江西西部的有杨村、栗水村、东洛村、高汪村，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有柳田村、泉溪村、新基村，处江西南部的有东林村、马岭村、肖田村，位江西中部的有滁山村、坊城村、旧下村、康山村，还有古竹村、市田村、沙田村处于江西的西南部，吴村位于江西的东南部。从行政区划看，分别隶属于17个县9个地级市，南昌市（2个）、九江市（3个）、赣州市（1个）、吉安市（6个）、上饶市（2个）、宜春市（3个）、萍乡市（1个）、新余市（1个）、抚州市（1个），占江西省11个地市的82%。从区位看，位于城镇郊区的有杨村、芳山村、康山村，其它村与城镇都有一定的距离，大约在15－25公里之间，泉溪村、高汪村、东林村和马岭村还属于偏僻的山区村落。就交通而言，交通方便的村占42.6%，交通一般的村占26.1%，交通不方便的村占31.3%。地处平原的6个，丘陵地带的有8个，山区的有5个，水乡2个。从行政村的规模看，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有6个即杨村、滁山村、康山村、吴村、沙田村、东洛村，人口在1000－2000人的有芳山、古竹、朝阳、柳田、旧下、栗水、东林、马岭、市田等9村，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有坊城村、泉溪村、高汪村、肖田村、新基村等5个。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幺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

    表1样本村的经济发展状况N=20（村）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明清以降，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

    太平天国时期，江西是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地，“到咸丰六年六月，江西十三府有九府掌握在太平军手中，成为一片比较巩固的天国统治区。” 而作为晚清王朝清剿太平军的主力，就是产生于与江西接壤的湖南。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调查的20个样本村都处于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区域内。太平军与清军、湘军在江西激战数年(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十一年)，当时的湘军头领曾国藩的指挥所设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就长达三年多时间。长年的战乱，不仅给江西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的乡绅缙士经常强制性要求捐助，湘军还先后在南康、星子、瑞昌、德安、建昌、武宁、靖安、奉新、安义、丰城、瑞州、高安、上高、新昌等县设立厘卡抽税，因此当时的江西人民既要承担地方官员正常收取的税收，还得交纳湘军的厘金；于是设卡之处，无不民怨沸腾，百姓苦不堪言 。战争的创伤、沉重的税赋，使得耕地荒芜、百业凋蔽，不少商贾和富户纷纷迁居异地，而贫苦老百姓则更是携家带口流落他乡。

    20世纪初，积孱积弱的满清帝国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全国咸与维新，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反行逆驰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割剧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户纷迁避祸，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剪径打劫和绑票吊参的土匪生涯。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东林村经过，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江西南昌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同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起义遭到重挫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从此，就在井冈山这片土地上燃起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也在江西这片土地上朱毛领导的工农红军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进行了长达7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建立，江西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期。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苏维埃革命中，为了逃避革命斗争的打击，首先出现的是闽赣边区富裕阶层大批外徙。随着战争加剧与长期化，厌战的人民也逐步加入了外出避难和另谋生路的行列。东林村当时就有5户近30人外出避战，其所在的兴国县，1930年“难民逃赣（赣州）者达7万人” 。而在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沙田村和高汪村，也都有不少村民逃往吉安；当时逃入吉安的人数达19万多人（赣州也相差不远） 。而国民政府军的“围剿”和六年多反复拉锯式的国共战争给当时苏区社会与劳动力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1928－1934年国共内战期间仅江西苏区就死亡567869人，其中红军死亡270000人（何炳棣，1989）。至于江西全省的死亡人数和流亡人数，因囿于资料的有限和我们的精力，要准确地统计分析出具体的数字有相当的难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囿于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50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唐氏青年人数的55.4%，还有20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 ；东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8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户人家有16－48岁的青壮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45% ；在1928－1934年间兴国县共有80000万人参加了红军 。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力参军参战的广度和程度。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7个样本村1934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劳力的参军参战的程度，在红军长征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林村、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段时间在赣西乡村流传着“老太婆多、寡妇多、偷汉的女人多”的民谣，正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内战过后，流亡异地的难民陆续返家，国民政府也曾力图恢复苏区治安和地方元气，苏区社会似乎升腾起重建家园的希望。但六年的杀戮给苏区各阶层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军事斗争、地富阶级的报复、宗族争斗、地方斗争等，依然贯穿于民国后期的江西苏区（温锐，2001）。肖田村和马岭村就在苏区革命后遭受国民政府军的毁灭性报复，部分自然村被烧掠，抓走妇女儿童50多人，数百人被迫流亡他乡谋生。

    1937年7月，日军侵华，抗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家卫国，江西人民穿起戎装，奔赴抗日战场。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宣传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从军高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兴国县征兵人数达13977人 。虽然抗战期间江西因参军参战形成的劳力外流的趋势仍如以前，但与苏区革命战争时比，奔赴抗日战场的青年劳力人数还是有所减少。而与从军劳力外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抗战时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迁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侵入上海，战争烽火开始蔓延至江浙沿海各省，沦陷区的难民不断流入江西等内地省份避难。1937年9月至1939年5月，江西省赈济会收容难民达6万人，配置安插各县人数15.9万人，运配江浙皖过境难民至湘粤桂各省240余万人。1939年初，日军侵入江西，战火延至赣北。3月，江西省政府和南昌的学校、商人迁至泰和，当时南昌一个师范学校就搬迁在我们这次调查的一个样本村――马岭村。5月，武宁等赣北14县沦为战区。此时，大批难民开始迁移到江西的后方；当时江西省赈济会收容难民数目每月约在8万人。1939年5月至1940年，江西省赈济会收容难民数达1295715人，全省各县设置难民收容所共165所 。

    除了遭受战乱的影响外，江西还频遭自然灾害的危害。据夏明方（2000）的研究表明，仅在民国时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灾害的次数就达15次之多。1915年有19个县遭受水灾；1921年有47个县分遭水灾或旱灾；1924年有40个县110万人遭水灾；1925年有41个县100万人遭受特大旱灾造成大饥荒；1928年47个县遭大蝗灾；1929年45个县遭受大蝗灾12县遭旱灾；1931年45县202万人遭受大水灾；1932－1934年连续遭大水灾；1934年又有74县遭旱灾，该年水、旱灾共造成灾民774万人；1935年鄱阳湖各县洪水决堤，50个县232万人受灾，“数十万饥民涕泣逃荒” ；1937年51县遭水灾；1939年34县遭旱灾；1943年42县14万人遭水灾；1948年有70个县240万人遭水灾。同时在鄱阳湖周边各县和赣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虫病的肆扰，“男死、女嫁、小孩长不大”，江西省星子县海会乡杨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绝，随后迁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内死亡殆尽。

    如果说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幺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迁徙的内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过快，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带来的生活压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农民流动的另一种景观。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孙徙往江西的莲花、安福和广西等8个地方去开创家业；吴村的吴氏也先后有子孙分支徙居江西南丰、临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广东韶关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湖南茶陵等地……不过，从个案研究的情况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马岭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还出现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经商的现象，当时他们主要流向是家庭所处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长沙和广西南宁的，而滁山村则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药材生意。

    美国著名学者、汉学家何炳棣在研究1368－1953年之间中国的人口问题时，还敏锐地注意到玉米、甘薯对明清时期移民开发的影响。十六世纪，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品种玉米和甘薯输入中国，这种作物与中国传统的以家族为单位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产量稳步提高为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加上明朝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人口“从十四世纪后期的约六千五百万增加到万历二十八年（一六OO）的约一亿五千万”，到十八世纪未，全国人口超过三亿（何炳棣，1989）。这样，一方面玉米的传入因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而带动了人口的大量增长，而人口大量增长产生的对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又促进了明清时期对大面积丘陵山地的开发，导致大量垦荒农民向江西、湖南的山区迁移集中，后来垦荒农民在长江中下游的其它省份和福建也到处可见，许多过去荒无人烟的山地深菁逐渐为新来的移民开垦出来，变成新的居民点。虽然无法知晓我们调查的20个村中有多少个是因这种移民方式而形成的，但在这20个村中有5个今天仍有种植玉米的传统，占25%，有16个现还有种植甘薯的传统，占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