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或经商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也为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力城乡之间的流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社会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等，而留守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则是近年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坪坝镇中学为例，该校有学生1561人，其中766名学生家长在外打工。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则交给爷爷奶奶看护，或委托其它亲戚照看。但是受托人对这些孩子的看管毕竟不如孩子父母更为直接和严格，在校学生离校后的监管几成空白，有些学生在节假日就四处闲逛，到网吧玩游戏，乃至和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少年"混在一起。有的染上抽烟喝酒的坏习惯，有的打架闹事，甚至小偷小摸，给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在一些地区，留守子女实际辍学、失学比例居高不下，其中或者是因为家中缺少劳力"早当家"，或无人管教、放任自流以致成绩太差升学无望而厌学或弃学。这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不独中部地区有，西部地区也同样普遍存在。新华社记者周俏春、邬焕庆与四川省仁寿县教育部门联合对全县2000名打工子女的学习成绩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有48%的孩子学习成绩为较差（每学期均有不及格科目），40%的学生成绩中等偏下。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进而是农民的就业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在市场处于卖方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曾一度辉煌并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市场升级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乡镇企业的劣势逐渐凸显出来，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主体。现代化既是一个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但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大量人口被固着于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逐渐被卷入到市场化的大潮中，他们日益明显地感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除了经济压力之外，由于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以及随着社会流动加速所带来的机会的不均等，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也随之被扩大。这是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所不曾经历过的。
外出务工成为农民舒缓经济压力的最佳选择。在城市化"补课"一时难以完成以及深层体制改革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是不可逆转的。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这个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经济转轨是双重的：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以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双重转轨中，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包括家庭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可谓是急剧的转型期（当然剧烈不仅体现在速度上，同时也体现在深度和力度上），这就是中国在实践着的现代化。虽然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主要成熟在城市里，但是现代化的动员或者说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则弥散到了哪怕是最偏远的乡村。
现代性因素对农村的渗入一是通过现代传媒，再就是通过打工者在城市中的耳濡目染形成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之后传输到农村。现代性因素对乡村的渗入促发了价值观的多元化，站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一件坏事。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留守子女正处在他们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可塑性很强，在各种价值理念纷至沓来的情况下，此时倘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环境，在他以后的角色扮演上就可能会出现角色的错位，甚至造成人格缺陷。即便学校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那也仅能承担了教功能，育的缺位难以得到弥补，家庭和社会必须承担起育的责任。农村远未实现现代化却漫溢着现代性，这就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下面就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从社会以及政策层面作一些简要分析。
（一）社会因素
⒈ 家庭结构单薄化和家庭功能失调
近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多数年轻夫妇一般不愿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多生孩子，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施行，核心家庭已经占据所有家庭结构类型的绝大比例，家庭的单薄化十分明显。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⑴孩子在家庭里缺少玩伴，有较强的孤独感。⑵核心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如联合家庭或主干家庭。在本地缺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外出务工就成为抵消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最为理性的选择。核心家庭本来是为适应现代社会频繁流动而出现的一种便于搬迁的家庭类型，它是现代化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