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态度，分别占19.4%和37%。这可能和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处境有关。
2）业余生活
农民工的业余时间多少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工厂企业的农民工，业余时间较少，而且比较固定，而自己作生意和打零工的农民工，则业余时间较多，且自由支配程度较高。在选择“如何打发工作之余的时间”时，排在前三位的是：“看电视、电影”，占52.7%：“读书看报”，占45.8%：“聊天”，占40.1%。（详见表7）在能够看到电视的农民工中，电视剧、新闻时事和文娱节目最受欢迎。（详见表8）
从上述调查和分析来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农村精英。从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看，农民工大多是农村中有知识的年青人。18－35岁的年青人占了近70%，而且其文化程度较一般农民要高。调查对象中的文盲数只占6.8%，显着低于全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5.3%的比例；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者分别占到50.1%和22.4%，大专文化者占4.5%，显着高于全国农村劳动力37.4%、8.2%和0.2%的水平（中国农业年鉴，1994）。
第二，农民工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是挣钱，有72.8%的人将“挣钱”作为其外出的主要目的。从他们的收入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经济状况。这一点从他们的月均收入可以得到说明。他们中月收入在200元以上，即年收入在2400元以上的占88.3%，而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为2366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平均数。月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占35.2%，明显高于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60元（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年）。可见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换句话说，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有较为充分的收入保障。
第三，职业和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来看，他们中多数在城市从事的是托达罗所说的传统产业部门工作。这里似乎印证了托达罗的一个观点：无技术的来自农村的工人首先会在所谓的“城市传统部门”就业一段时间，再取得更加长期稳定的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作。但是，这并非中只有农民自身的原因，还有体制性原因。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进城后面临的是一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只能在“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城市剩余工作”。
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步城市化了。在工作之余，他们主要以“看电视、电影”、“读书看报”、“聊天”和“逛街购物”来消闭。而在平时喜欢收看的电视节目中，排在前三们的是电视剧、新闻时事和文娱节目。在流动中，他们与城市大众传媒的距离也越来越接近。但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并不意昧着他们已经进入城市社会。这可以从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状况中得到体现。同时，农民工的利益缺乏有效保护。他们中78.9%的人明确表示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代表外来人员利益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利益”这种说法。这恐怕是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无助地位的最好诠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想用“体制性边缘人”这个概念来概括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他们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但是身份是农民，他们居住生活在城市，户口却在农村。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非城非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而这一切都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流动的“政治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在问卷设计中，我们选择了以村委会选举为主考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一方面，选举虽然不是考察政治参与的唯一的形式，但却是一个重要形式。另一方面，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广大农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最重要形式。同时为了全面考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我们也设计了几道问题，考察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政治参与状况。
1.农民工的政治特征
一般的讲，公民的政治参与受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公民自身的政治特征和政治参与对象的综合影响。但是在调查中，我们比较方便了解的是农民工自身的政治特征及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参与对象的主观印象，而对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参与对象的整体把握则不是问卷调查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两方面来考察农民工的政治特征。
1）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指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作为公民政治认知对象的，一般有政治象征、政治典则和政治程序等方面。
（1）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能够正确回答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