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工对政治典则的了解不如政治象征高。对与农民工经济权益十分密切的《劳动法》，只有10.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还有15.8%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详见表9）同时，农民工对与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了解程度更低。只有7.8%的人认为“非常了解”，表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则占26.3%。（详见表10）农民工对《劳动法》在了解程度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高，可能是因为《劳动法》与农民工的利益关联更为直接。
（3）农民工对政治程序的认知程序较高。如，有81%的农民工认为村委会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认为不应该的只有3.3%。（详见表11）
2）农民工的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是公民在主观方面所具有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政治关心、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和政治义务感。
（1）政治关心。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表示了关注，有46.6%的人平时喜欢收看新闻时事类的电视节目。但是，农民工对家乡事情的关注程度不高，表示“很关心”的不到1/3，“关心一点”的占的比例最高，有31.7%，8.6%的农民工表示对家乡的事情“不关心”。在当村干部的态度上，“想当，并会积极争取”的农民工只占1.8%，而选择“无所谓”和“不相当”的比例超过了2/3.（详见表12）考虑到新闻时事类电视节目主要反映的是宏观政治，当村干部反映的主要是微观政治，调查说明了农民工对关注政治的层次有了提高，也从反面说明家乡的微观政治与农民工的利益关联在淡化。
（2）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主观评价。从调查来看，似乎存在一个矛盾。在回答“您认为能不能当上村委会干部由谁决定”时，60.2%的人选择了“村民选举”。（详见表13）这说明，农民工对选举对村庄领导人的产生的影响力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在回答为什幺没有参加选举时，有196人选择了“上面都定好了，选也白选”，还有67人选择了“我的一票起不了什幺作用”。这种矛盾可能是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提高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在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时则很少表现出来。
（3）政治信任。调查表明，农民工对村民自治的认同程度较高。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而认为是“走过场，搞形式”的不到1/4.（详见表14）但是，农民工对城市政府和法院的信任程度不高。在问到“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时，通常会向谁求助”时，农民工选择最多的前三个是：“朋友、熟人”、“同（老）乡”和“家人、亲戚”，比例分别为57.2%、47.9%和40.4%。而选择求助“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法院（法庭）”分别仅占17.7%和10.4%。（详见表15）这说明，农民工在有困难时，首先考虑的是依靠业缘、地缘和血缘关系（血缘、地缘关系重要性的下降和业缘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而对政府和法律的信任度较低。这可能和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权益得不到政府的有效保护有关。
（4）政治义务感。多数农民工的政治义务感较强。在问到“您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需要不需要到城市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时，有57.5%的人选择了“需要”，选择“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的占20.5%。而认为“不需要”的只有9.1%。
2.农民工与村委会选举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表现在：
（1）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是对农民工而言，只有145人参加过家乡的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仅占有调查对象总数的19.3%，而没有参加过选举的则有599人，占79.5%。（详见表16）
在没有参加选举的599人中，主要原因有：一是对选举有关信息不了解。如有40.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选举时我不知道”来解释自己没有参与选举。有24.7%的选举了“对候选人不了解”。二是政治参与效能感低影响了农民工的参选。如有32.7%的人认为“上面都定好了，选也白选”。还有11.2%的人认为“我的一票起不到什幺作用”。三是对选举与农民工的利益关联不大。如有16%的人认为“选举对我来说不重要”，有10%的人认为选举太麻烦，还有8%的人认为“选了对我也没有什幺好处。”（详见表17）
（2）从参选的方式上看，不利于农民工真实意愿的表达。在参加选举的145人中，有占52.4%的人是亲自回村参加选举的；请别人代投的有23人，占15.9%；函投的有21人，占14.5%；通过其它方式投票的有17人，占11.7%。（详见表18）尽管村委会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