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富群体”，在农村而言，主要是指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工商户或种养殖业大户。这个群体土生土长在农村，但又基本脱离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他们属于新型的农民群体。他们的致富，主要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是通过经商办企业和自己辛勤劳动富裕起来的先行者。那幺，“先富群体”当选“村官”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一现象将对我国的基层民主与政治文明建设发生怎样的影响？作为负责村委会换届选举日常工作的主管部门，我们对这一现象予以高度关注，从一开始就开展了系统性的追踪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梳理。
一、“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主要动机以及竞选方式
“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动机不一，竞选方式多种多样。
（一）“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动机分析
“先富群体”从政的动机比较复杂，从调查情况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谋求经济利益。通过参与影响村里的决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客观的说，持这种观点的参选者为数不少。在这些参选者当中又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想为自己“捞一把”；另外一种是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前一种情况目前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一是“先富群体”自身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看不上”或“犯不着”；二是经过这些年的民主实践的陶冶，村民自身会自发的总结经验和教训，又因村庄是个“熟人社会”，村民对参选人的性格品行比较了解的，因此抱有这样动机的人不容易被选上；三是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能够比较有效地约束这种行为，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制度设计到罢免程序的制订等都日趋合理、严密。这样，就使得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潜在动机的比例相对突出。
第二类是谋求政治利益。他们的动机比较复杂，既包括上面所讲的“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也包括“求名”的驱动，但又不仅仅止于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无法把这两个动机完全相互剥离。农村“先富群体”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是相当强烈的，究其原因，一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需要有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在当前背景下，“先富群体”在农村政治格局中谋求一定地位，进而争取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承认和保护无疑是一条较为可行的途径；三是在这一取向的动机中，还不能完全排除那些抱有“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思想的人。因为当选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与村民的信任紧密相连，而信任对任何一个竞争者来说是有极大吸引力和推动力。
第三类是为民办事的价值取向。除了出于谋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大部分人以外，也存在一部分的确是出于公心而积极参与村民自治的“先富群体”。他们为了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和造福家乡人民甘愿作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总体而言，“先富群体”参与“村官”竞选的动机为本乡本土老百姓做点好事的人占了主体。曾经有人说过，农民富起来后一是盖房子，二是生孩子，三是下馆子。事实上这三步曲弹了多年，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已经转移到怎幺样才能留个好名声，转移到担当村干部，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好事上来了。当“村官”为名不为利，应该说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在农村的体现。尤其是从这个群体的能力和实力上讲，经过多年商海搏击，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显示了他们高出一般农民的能力和水平，这个群体贡献出聪明才智和一部分劳动所得，直接受益的是农民群众。从实践意义上讲，通过村委会职位的竞选，让这个群体的成员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领头羊，要比许多年以来农村干部主要由一些老党员、老贫农、老实人当，当了十年、二十年来江山依旧，村容村貌依旧者有可能胜出一筹。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人存在乘机“捞一把”的念头，也不排除小部分人想通过政治资本的积累更有效地保障其经济资本积累，或者把当选“村官”作为其谋取更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台阶。
（二）“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主要方式
“先富群体”参与村民自治和“村官”竞选的方式或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即走上层路线和走下层路线。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和选举程序的日益规范，走上层路线在技术上已变得越来越难操作，但其影响却不可忽略。
走上层路线主要是指“先富群体”通过影响村党支部或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等来实现当选的意图，至少要保证他们不干涉自己的当选。这种路线的成功程度主要依赖于“先富群体”对农村社区经济贡献的大小以及相互间的经济依赖程度。
走下层路线主要是指“先富群体”依靠村民的支持而当选。这种路线的成功程度依赖于“先富群体”对农庄影响力的大小。目前左右农村社区影响力的因素错综复杂，主要是经济因素，即“先富群体”已经作出的经济贡献或当选后有望会作出的经济贡献的大小。当然，也不排除贿选、家族等因素的特殊影响。简言之，“先富群体”参与“村官”竞选的主要途径就是经济渠道，但在实际过程中，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的运用往往是交叉的。
根据调查来看，“先富群体”参与竞选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捐赠的形式。如义乌市廿三里镇华溪村当选主任虞某经营制笔生意多年而发家致富。2002年1月18日正式选举前一天，虞某在村里公开贴出用大红纸写就的“承诺书”：“本人这次参加竞选村主任，向全村村民承诺，若能如愿当选，愿资助10万元，其中2万归老年协会，8万用于清理村里垃圾。如本人违背承诺，可随时罢免。”1月18日，在第一轮竞选时处于劣势的虞某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事后，虞某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的当选跟捐资10万元有很大的关系。“我一直在外面做生意，村上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我公开贴出10万元的捐资承诺，说实在一点，就想多争取几张票。”与虞某相似情况的还有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的杨某、永康市西城街道溪边村的徐某等人，他们纷纷通过捐资村办公益事业，赢得了大部分村民的选票。
二是承诺的形式。在瑞安、义乌等地，不少竞选者纷纷打出当选期间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选的作用。
三是采用经济公关的手段，公开或不公开地取得一部分选民的信任票。如义乌某村两名候选人打起了“擂台”，各散发了价值两万多元的味精和三万多元的食油。在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期间，我省天台、义乌等一些地方都发生过“香烟选举”等事例。
四是通过走家串户，请客吃饭，事后图报等较为隐蔽的手段，进行拉票。
五是成立竞选班子，有组织地开展游说和拉票活动。有的地方出现了班子参选的苗头，即从村委会委员到村委会主任，由几个“老板”联袂参选并“组阁”。
从上述竞选手段我们不难发现，“先富群体”的竞选活动与经济手段的利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分不开的，而这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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