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80年代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90年代以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现象变得日益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安定，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近年来很多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冲突上升，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大量增加。
河北省沧州市的P 县是华北地区比较有名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贫困县，又是远近出名的上访大县。笔者专门到该县调查，发现当地许多农民家境贫寒、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不堪“税赋”（主要是指统筹和提留）。在就P 县村民上访问题作调查时，笔者发现，上访村民与乡村干部之间通常会采用针锋相对的博弈策略。村民上访时一般会通过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来建立正义诉求的基础，为此他们往往打出弱势群体“情感牌”，积累上访文化资本，紧紧抓住乡村干部的弱点，灵活运用“炒”、“缠”、“闹”等一系列合理性与合法性交互为用的上访技术；而乡村干部则采取风险控制、政治“太极”、软硬兼施以及“秋后算账”等种种应对策略。
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弱势群体的情感牌
农民在上访过程中为了引起上级政府、媒体乃至大众的关注与同情，通常打出弱势群体的情感牌。这种策略利用社会上“帮助弱势群体、关怀弱势群体”的正义感。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告状时的一种基本话语就是诉苦，告状者通常表现得可怜无辜，而被告则被形容成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的无法之徒.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主张，也是现代人文关怀的一个基点.如今以弱势群体身份出现的上访村民，仍然采用这种传统的争取道德关怀的方法。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给了上访村民一种道德上的支持，也让上访者获得了一定的心理优势。
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社会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社会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之所以会积极参与上访活动，是利益被剥夺后心理渲泄的一种需要。他们在贫困生活的压力下，看到周围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危机感强烈，在心理承受力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一点刺激就会引发他们采取上访等举动来渲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例如，该县白九拨村经常上访的3位村民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每年都需要镇政府发放的贫困救助。当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现状与一些“利用”手中的权力富裕起来的乡村干部相比时，总有着强烈的被剥夺感，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等问题皆源自干部们的贪污腐败。他们控告本村村委会主任时是这样说的：“他们（白村长等村委会干部）家都刚造了新房子，还天天吃肉喝酒，哪来的钱，还不是用的我们老百姓头上的。前段时间村里又是卖树又是卖土，他们从中肯定拿了不少好处。我们以前上缴的提留款哪儿去了，还不是让他们给贪了。要不他们怎么不敢将村财务向老百姓公开？我们要上访，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告下去。”
尽管上访者倾诉的问题可能有复杂的原因，但他们往往把这些原因简约成具道德裁判力的话语。例如，李九拨村的李殿松有着7年“访龄”，他在上访初期将本村的贫困与落后归因于前任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李殿福的挥霍与贪污。告倒李殿福后，李殿松通过竞选成为该村首位民选村委会主任。他上任后，由于连续几年征收村“提留”不力，被镇政府罢免。这次罢免导致他开始了新一轮的上访。李殿松认为，目前之所以该村的“提留”难以征收、集体经济亏空、老百姓生活贫困（包括他自己），都是因为镇政府不支持他的工作，“是他们将李九拨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深渊”。无论是在笔者采访他时，还是在他给县长、县委书记、市长、省长、省人大主任甚至中央领导写上访信时，他都会强调：“救救我们吧，我们太难了，为了把我村经济搞上去请多下来调查调查吧！”“我们活得忒不容易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
类似这样的诉苦话语自始至终都将上访者置于令人同情与关怀的弱者地位，它成了村民上访时赢得舆论与道义支持的“情感牌”。
二、寻求话语权力：上访文化资本的获得
对上访者来说，他们的“声音”能否引起人们的关注、能否合法化以及能否在“告状”中占据主动，其话语的权力是个关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上访者要取得成功，就不得不关注其语言的政治效用，而他们所用话语能否发生效力，与现行制度对该话语的授权有关.按照中国的《宪法》和《信访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