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权力与文学翻译论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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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时期以来，我国以《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入刊物，以《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译丛》(Renditions)、《当代台湾文学选译》（TheChinesePen）为主的民族文学译出刊物，均秉承其各自特色，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中功不可没。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翻译期刊在文化传播中以各具特色的理念和风格建构出不同的文学图景，而编者可通过多种方式在编辑与出版中展现其权力话语。除了沿袭一脉相承的编选传统，编者在借助“编者的话”、“编后记”等显性方式提供个人认同的背景和诠释时，还可通过隐性的方式将编选倾向和理念物化于栏目设置等环节。本文将主要以《译林》和《译丛》为例，探讨文学翻译期刊出版中编辑的权力话语方式。

二、副文本：编者的话语平台

拿到一部文学作品或一本期刊，读者通常会从其封面、标题、作者、译者、序、题记等副文本形式入手，形成对该作品或刊物的初步印象，从中探察作品主旨及其编选倾向，从而决定买与不买、读或不读。法国著名叙述学家、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Genette）在1978年发表的《隐迹稿本》一文中首次提出“副文本”这一概念，其中包括“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1]。这些要素因在著作出版中普遍存在而被视作理所当然，但仔细考察便会发现，从标题、封面、作者署名到序言、跋语无一不透射出社会、历史、时代背景的关怀、期刊的编选主旨以及编者的权力话语。首先，任何文学翻译期刊都应有整体的编选原则。面对种类繁多、浩如烟海的本国或外国文学作品，既要尽量全面展现文学传统，又要确保选本的典型性，因此，清晰的编选理念至关重要。大多数期刊都通过“发刊辞”“致读者”或“刊物简介”等方式将一以贯之的编选观呈现给读者。以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刊物《译林》为例，该刊主要译介各国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最本质、最重要的特色是可读性”[2]，并据此筛选外国作家作品和中国学者所写文章。该刊多处都流露出编者扩大选材以满足读者不同阅读需求的意图和努力。如为了实现“可读性”的目标，“那些属于现代派作品当中晦涩难懂的，冗长的心理描写和平淡无奇的，还有完全商业化的”[3]都被排除在选材之外。因此，“发刊辞”“致读者”等副文本，作为编者的话语平台，首先可向读者呈现总体的办刊方向，以及编者所贯彻执行的选稿标准。其次，在呈现编选意图的同时，“编者的话”也在读者中发挥了“导读”功效，犹如读者踏入作品的一道门槛，直接影响并干预文本的解读。大多数读者都带着“前见”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如“内容提要”“本期导读”等副文本对作者风格、主人公形象、作品主题等的描述，都会令读者形成初略印象，并产生一定程度的预设。如《译林》2010年第2期“编者的话”中对长篇小说《东非鸟类指南》的评价，“觉得只能用‘另类’来形容”，并指出“它似乎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又更像一部博物学、鸟类学的著作”，但细读后“又好像是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4]。其他如“值得一读”“重点推荐”等措辞亦频繁出现。因此，编者在介绍作品、作家时常进行主观评价，并试图做出概括提炼和定性判断，而读者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编者话语影响。又如2011年第3期“编者的话”在介绍所刊长篇译作时，首先就指出所选长篇的作者“弗莉•巴顿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作品屡次登上《出版商周刊》等权威报刊的畅销书排行榜”[5]，借以奠定作者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和形象。此类例证比比皆是。《译林》近年几乎每期都刊载了“编者的话”，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作为与读者沟通交流的话语平台“，编者的话”“编后记”“告读者”“编辑寄语”“本刊启事”等副文本亦可抒发编者的编选动机、对特定文类的推介，或者对读者困惑的解答。一方面，这类副文本作为编辑的言论平台，简明扼要，鞭辟入里地论说刊物主旨或作品主题，为读者提供有效信息。而另一方面，由于谙熟策划选题的初衷，了解目标读者及其需求，编者也常通过介绍作品内容、渲染作者声望、提升主题意义等多种途径掌握销售契机。这看似应由营销人员完成的工作，其实饱含编辑的话语。例如，介绍原著作品作者的情况、描述作品在国外出版后的市场反应以及引用专家学者的评价等都是编辑在文学翻译期刊营销推广中的重要策略。如大多数期刊都充分利用封面、封底评介推出部分作品，或节选作品中精彩片段，展示读者意欲了解的信息。与此同时，专家学者的声音也是文学翻译期刊的绝佳代言，如《译林》在创刊之初所载《祝贺〈译林〉的诞生》（范存忠）、《读点外国文学很有好处》（陈嘉）等文都从不同角度为编者提供话语支撑，并在读者群产生一定反响。不难看出，文学翻译期刊封面、封底、“编者的话”“告读者”等看似模式化、常规化的副文本，在编者的手中可用可控，是其施行权力话语的重要平台。

三、编选倾向：若隐若现的身影

与上述“听得见的声音”不同，编选倾向有时并非直接呈现，而是若隐若现于栏目设置、具体选材等物化形态中。由于编者的身影藏而不显，历时的梳理和微观考察便尤为重要，即在追踪刊物衍变痕迹之时，探察编者如何通过栏目设置的增减、具体选材的确定等方式影响刊物的基本面貌及其在读者群体中的接受程度。一方面，栏目设置不仅反映期刊整体特色，彰显其办刊导向，同时还隐含着编辑的编选思路和匠心。与“编者的话”直陈编选动机不同，栏目设置是编辑行使权力话语的物化方式。编者正是通过栏目设置、作品甄选等编辑行为来决定刊物的基本面貌，并借此表达自身对文学传统的理解和诉求。从栏目总体设计、选题、组稿审稿到刊头设计等编辑行为无一不是编者的创造性劳动。通过设置固定栏目，编者有章可循，使期刊保持相对稳定的面貌。如文学翻译期刊的栏目设置大多都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类别分设专栏。由于受篇幅所限，小说的译介又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除此而外，对外国文学形式、文学理论的评论和介绍也是诸多文学翻译期刊中的重要一栏。如《译林》始终一贯的《外国文学评介》《外国作家介绍》《外国畅销书介绍》《中外文学之间》《外国文学大奖点击》等栏目与创刊号中编辑部“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初衷遥相呼应。相对固定的文学专栏长期设立，既有助于保持稳定的读者群体，还能吸引译者、学者为专栏撰稿。另外，在整体编选宗旨的指引下，编者亦可根据目标读者群体对文学翻译期刊的需求，调整栏目设置、内容层次、篇幅比例等。如在固定栏目下，编者选取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社会、时代意义的稿件，如《译林》2011年第3期结合之前发生的日本宫城县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介绍了1945年核爆炸对日本几代人的影响的短篇小说——《遥远的夏日》。同时，编辑也可在体现期刊宗旨和特色的基础上，根据来稿情况和读者的阅读需求，临时增设栏目。如2011年《译林》第4期和第5期以举办中法文学论坛为契机，为“加深中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了解”[6]，特设两期专刊。由此可见，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栏目设置是编者展现其权力话语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编者自身的学识背景和文学倾向总是潜移默化地发挥效应，这一内化的感知常被外化至具体的编选行为中。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因编辑更替而引起刊物面貌的微妙变化。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创办的《译丛》为例，历任主编都秉承一以贯之的编撰传统：始终不渝的文化传播使命、灵活多样的文学体裁、新老译者的同台争鸣、两岸三地兼而收之的原文译文选本，但主编却从不同视角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璀璨。首位主编、美籍华裔学者高克毅在选材中处处注重多元的制衡：古典与现代兼收并蓄，各题材均匀分布，新老译者同台争鸣。他将文学翻译视作文化诠释、艺术表演，认为特定文本在译入语中的再现方式应不拘一格。继高克毅之后，主编宋淇在关照多样性、广博性的同时，立意和视角愈加清晰成熟。如任职主编期间，在并举各种文学体裁的同时，多次设立诗歌专栏，甚至专刊，足可见主编个人对诗歌的偏爱。而孔慧怡自1987年接任主编便致力于将读者群扩大至中国文化研究外的更多学科的学者，于是重磅推出专刊和专栏，其模式极大程度地接近于文学选集的编撰。在她看来，文学选集的编者既利用选材来投射自身文学视野，同时又控制文学传统的建构。她根据时代、地域、文体、主题等不同角度精选佳作，出现了数个专刊，并多次设立专栏，以此为平台实现边缘主流化的诉求，从性别、体裁、区域等不同角度切入，在主流的边缘构建另一个自我自足的中心，与主流文学抗衡竞争并逐步进入主流的话语系统。比如女性主题的设立，主编自身的女性身份强化了她书写女性文学史的意识，在编选时也有意将聚光灯打向长期被边缘化的女性作家群体，同时接应了当时已有广泛影响的女性研究。另外，书信题材，与对女性专题的厚爱一样，均折射出主编孔慧怡博士常常“被非主流、非正统的东西吸引”的编选观。通过对《译丛》编者的考察，清晰可见历任主编在秉承整体编选观的前提下，如何在具体的选材中实现各自特有的权力话语。无论是物化的栏目设置，抑或含蓄的编选倾向，都是编者权力话语的表现形式。但由于藏而未宣，便常被作品所掩盖，为读者所忽略。对其予以关注并进行线性梳理，无疑有助于考察期刊作品选择和作者群落建立时的倾向性，令读者意识到作品编选中编者的引导和左右。

四、结语

“期刊编辑工作是编辑对期刊文稿和相关的工作对象进行的一系列与传播和传承社会文化科学有关的出版文化活动”[7]，其权力话语贯穿其始末。文学翻译期刊的编者通常运用两种方式透射自身视野，“其一，是利用选材来控制文学传统的建构；其二，则是利用各种解说和引言（其实都是导读的方式）来为选定了的材料提供编译者个人认同的背脊及诠释。”[8]前者是隐性的线索，后者是显性的操控。无论何种方式都表明，文学作品的编、译、刊的过程都不是纯真的、中立的，无一例外地杂糅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语境、刊物的主旨与倾向，编译者个人文学审美等多重要素。无论是文学翻译期刊，还是文学翻译选集，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文学形象的“改写”，正如都以译介世界文学为己任《，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各刊却泼墨不同，各有侧重。处于编选前沿的编辑，掌控着对文本“选上”与“选下”的权力话语，参与了文学形象的建构。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舆论批判会左右其编选倾向，但作为具有独特学识和个人修养的编辑，其自身文学视野的作用不可小觑。借用社会学家布迪厄“文学场”的概念，期刊的选材其实就是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而编选工作涉及多重要素，兼具选取性和排他性，编者须在横聚合与纵聚合的轴上寻找最佳对接。不仅文学翻译期刊的出版如此，各种学术期刊、社会新闻期刊亦与此类似。因此，栏目设置的优化、期刊辅文的充分利用、单篇作品的精选都展现出编辑素质与权力话语，是推动刊物良性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