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子华
说到《西游记》所运用的是什么地方的方言，1些传统的说法总是以为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那么《西游记》所运用的方言便该是淮安方言。如清人吴玉措就说:“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又如丁宴也说《西游记护中多吾乡方言，足征其为淮人作。特别是最近余世谦先生对传统的说法又有更进1步的发展，他以为:“据说有不少语言研究工作者在百回本《西游记》中找出淮安方言已逾几百条，而且至今都可以在淮安人的日常生活口语中找到例证。”因此余世谦先生断言“淮安方言是其基本方言。”
但是据笔者的深入考证，却提出与1些传统说法完全相反的观点，那便是《西游记》所运用的基本方言根本不是淮安方言，而是杭州吴语方言。而那些传统说法之所以是错误的，其原因就在于离开了《西游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创作特点，只是片面地以为作者是什么地方人，作品的方言也必然是什么地方的方言。
殊不知《西游记》根本不是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而是由说唱“艺人”，整理成话本“才人”以及再创作作家3结合的集体创作。考察《西游记》的集体创作过程是：
第1是艺人说唱阶段。早在南宋杭州的瓦子里已有艺人在说唱像《芭蕉扇》、《骊山老母》以及《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小说”了。《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出现的“瑚娜精”申阳公，自称“齐天大圣”。这便是还带有1身妖气专施用妖法，摄取美女的最原始的孙悟空的雏形。当然，给予《西游记》影响更大的是南宋杭州艺人说唱的“说经”《大唐3藏取经诗话》。
第2是“才人”整理成话本的阶段。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经“才人”整理成“小说”话本后被收集在明杭人洪彬的《清平山堂话本》中。《大唐3藏取经诗话》被“才人”整理成“说经”话本后即由南宋杭州的“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刻板发行。
第3是作家再创作阶段。至明代通俗小说作家吴承恩主要是以《大唐3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并参考了元代杭州人杨景贤(1作景言)的《西游记》杂剧等，才完成了《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大唐3藏取经诗话》非但为《西游记》提供了1个不再是吃人的妖怪，而是帮助唐僧西天取经的卫士“花果山紫云洞8万4千铜头铁额头猴王”，而且还为《西游记》提供了在取经途中猴王(即猴行者)降魔除妖的故事轮廓。
再从语言的角度看，《大唐3藏取经诗话》是由杭州艺人用当时流行的杭州吴语方言在瓦子里说唱了好几百年，后来又有杭州的书会才人同样用杭州方言整理成了“说经”话本，这些都为后来的《西游记》提供了杭州方言的深厚基础。作家吴承恩继承了杭州方言的深厚传统，而且还应用自如地运用杭州方言来描述故事和刻画形象。
再说吴承恩虽然是江苏淮安人，但是他在出任浙江长兴县垂前，曾于明嘉靖4105年(1566)，寓居于杭州吴山北麓的石乌龟巷(现在的105奎巷)中的玄妙观。在此期间，他曾写了不少盛赞西湖风光匡诗词，如“人间秋夕好，第1是钱塘”(《秋夕》);“人人尽道钱塘好，西湖堤上春光早”(《菩萨蛮·题桃花》)等，从中可以充分看出吴承恩对杭州西湖的1片挚爱之情。在杭州，他1方面尽量收集有关唐僧取}s的说唱材料;1方面深入民间，游遍了有“东南佛地”之称的杭州梵宫佛刹，熟悉了杭州的方言口语，为他创作《西游记》作了充分的准备。
吴承恩在浙江长兴县垂的任职其间，所接触熟的长兴1带的方言，也与当时杭州的吴语方言非常接近。还有1点更为重要，那便是宋元发展起来匡被鲁迅称为“平民底小说”的“话本小说”，基本上多是杭州书会才人用杭州方言写成的。实际上当时杭州的半官话吴语方言业已成为话本小说的共同语了。因此，在宋元杭州话本小说的基础上，经吴承恩再创作而成书的《西游记》，自然把杭州吴语方言作为写作《西游记》的基本方言。
杭州方言源于南宋，当时大量的北方移民南迁带来了以沛梁(开封)为主的北方官话，与杭州原来的吴语方言融合成了半官话的混合型吴语方言。特别从造词方式上看，由于受北方官话“儿化音”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独具杭州地方特色的“儿尾”方言。
杭州的“儿尾”方言由于语音与语义的关系，塌适合于儿童的说和记，因此具有儿童化的特点。这1点已被清代杭州研究方言的学者翟濒所认同，他在《通俗编》3103卷“儿字”条转引《梦粱录》(卷103)云:“载小儿戏耍家事，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旗儿、马儿、闹竿儿、棒褪儿，盖杭州小儿口中天1物不助以儿者”，这正好道出了杭州“儿尾”方言匡儿童化特点。然而笔者惊人地发现:不仅《通俗编>所转引《梦粱录》卷103的“鼓儿”少板儿”少锣儿”等9个“儿尾”方言都能在《西游记》里找到，而且连《梦粱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