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视阈解读翻译异化现象

鉴于大家对文化论文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从伦理视阈解读翻译异化现象”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一、引言

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规定、描写和评价。规定性翻译研究关注“怎么译”的问题:将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1],“把原语信息用接受语中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传递出来”[2],强调译文和原文“对等”或“等值”的文本关系。由于规定性翻译研究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只是关注了语言层面上的现象,而忽视了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翻译研究渐渐地走向了描写性研究。

描写性翻译研究关注“为什么译”的问题。其研究学者认为与其制定对翻译实践缺乏指导意义的规定,不如对以往的实践进行描写性研究。但是,描写性研究的结果表明: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社会和文化,而且被译者、赞助人以及诗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所影响,这种影响稍有不慎便会使翻译行为走向不同的极端。于是,这就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

评价性翻译研究便是这样一种关注伦理的研究,它主要探讨“谁译”的人文价值。翻译中无时无处不存在差异,包括语言文字的差异、诗学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时间的差异、地域国别的差异、性别的差异、作者与译者的差异、读者的差异、赞助人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权力操纵的差异等等。对待这些差异,当前国内外学者们的态度比较明确,就是尊重差异,关注差异。[3]下面将主要讨论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中的异化。

二、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形式复杂,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因此使得文学翻译就不同于其它文本形式的翻译。

茅盾给文学翻译下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4]苏联文艺学派代表人物加切奇拉泽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在这里它同原作要表现生活现实这一功能相似。译者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反映自己选择的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地还原原作中的艺术真实。[4]

由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在谈到文学翻译时,更多的都是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笔者认为,文学翻译除了要传达语言层面上的思想内容外,还要传达语言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下面将主要从“尊重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传递语言背后的文化。

三、差异伦理

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伦理构成了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翻译不是个人行为,不仅仅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的文句流通,它涉及各种主体间的交往,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翻译需要伦理规范来指导译者协调处理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了“翻译伦理”概念。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它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翻译的任务是要产生协同增效作用,使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使错综复杂的文化空间得以拓展”[5]。翻译本质决定翻译伦理观,因此安托瓦纳·贝尔曼主张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在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中“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尊重原作,也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意大利裔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认为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他引用贝尔曼(Berman)的话说:“异化的翻译是道德的,因为异化是对文化他者的尊重,归化的翻译是不道德的,因为归化掩盖了原作的异质特征[6]。”

差异伦理就是要“尊重差异,关注差异”。所谓求异,也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而实现这种伦理的翻译策略就是“异化”。下面仅从几个文学翻译的实例来说明如何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差异伦理的目标。

四、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的异化

语言和文化始终是翻译研究的两个重点。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需要语言来体现文化的这种异质性。

文学作品最能集中体现各个民族的自有文化。它就像一部大百科全书,体现了文学作品背景下的科学、哲理、伦理、政治、法律、制度、民俗、教育、艺术、宗教。要真实地把原作展现给译语读者,就需要我们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下面仅从几个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

1.文化的真实重现

例1.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

译文:It was toward the end of July, equivalent to the “san-fu”period of the lunar calendar-the hottest day.

上面这个例子是小说《围城》开篇对天气情况的描述,译者采用异化的方法,把“三伏”音译成了“San-fu”。对于这样的译法,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译者翻译水平不高,或者是翻译时偷懒,所以就直接音译了。其实不然,把“三伏”音译成“San-fu”,一方面,丰富了英语的词汇,英语中有很多是外来语,经过日积月累,便渐渐地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在英语中找到许多音译的汉语词语,比如“Toufu”“Gongfu”和“Tai Chi”等;另一方面,在文化上,“San-fu”这个陌生的词,会引起译语读者关注中国的地理文化。

例2.她以后每天早晨在菩萨面前点香的时候,替我默祈幸福。

译文:Every morning afterwards when Mrs. Su lit incense in front of the Bodhisattva, she made a silent prayer for my happiness.

这个例子同样来自于《围城》。译者用异化的方法把“菩萨”译作了“Bodhisattva”,而不是译作“God”。这样,可以使译语读者了解《围城》创作时大部分人的宗教信仰;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当人们看到译本时,也还能了解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是佛教,有助于历史的考证。

2.语言表达风格的重现

例3.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

译文1:Bao yu took her hand.“Do be nice to me, Sister!”he begged.

译文2: Bao-yu seized her hand:“Come, my dear! You must take notice of me if I speak to you!”

译文1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的译本。这个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英文环境里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人们日常谈话的口气。译文2是霍克斯的译本,他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把这种中国式的谈话用地道的英文翻译了出来。这两个译本采用了完全对立的翻译方法,对比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从传达原文意义这个方面来说,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从语言风格上,杨的译本能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强烈的中国语言味,而霍克斯的译本对于时时处在英语环境的读者来说,他们丝毫感觉不到这种异域语言的氛围了。

例4.呀,小姐,你连累我也!哥儿,你先去,我便来也。

许译:Rose says: Alas! My young mistress, you have compromised me. Go ahead, my young master, and I will come immediately.

奚译:Crimson speaks: Missy, you’ve dragged me into it now. Brother, go on ahead; I’ll be there shortly.

这段文字出自于《西厢记》。译文1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本,译文2是美国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 H.West)与荷兰籍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的译本。对比两个译本,译文1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这样就将剧本的场景设置在了英语国家的环境里;而译文2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重现了原文的语境。毫无疑问,译文2更能使读者感受到译语语境的风采。

五、结语

在这个越来越追求“人性化”的社会里,翻译也应该尽量做到人性化。因此,我们要尊重差异,“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见不到自己同文化他者的差异和差距,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进步,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7]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异化是符合差异伦理的翻译方法。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局限性,如果用得极端了,也会对差异伦理产生相反的作用,但如果在翻译时能采用异化加注释的方法,效果会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