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与传教士小说转变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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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技术的刺激与助力

首先是源自基督教自身的变化。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理性对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西方神学本身也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宗教的旧有形式已经出现了问题，需要在新的基础上确立基督信仰的有效性，因而文学性的《圣经》诠释方法成为西方宗教人士努力的方向之一。［3］

事实上，这种来自科学的冲击是如此之强大，甚至直接威胁到了基督教的根基，特别是打破了人与兽之间界限的生物进化论。“一旦我们与其他种类的生灵之间的分界被打破，那至高的王权就受到怀疑。这时，在进化过程中，产生自无意识的意识就变得靠不住了。

从这时开始，相信一个不朽的灵魂，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僭越之举”［1］57。来自技术领域的冲击就这般之大，更遑论对天主教神学冲击更大的进化论哲学和进化论社会学。在如此深重的危机之下，固守原有的传教方式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19世纪后期在英美两国本土的文学性宗教著作出现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出现了大量预设读者群为儿童的福音小说、童话和寓言故事。这些大量涌现的儿童宗教作品理所应当地吸引了来华传教士的眼光，他们一方面从本宗文化中译介了大量的儿童宗教作品，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结合传教地的实际创作了大量的这类作品。这就促成了传教士小说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转向。

其次，随着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们得以借助现代科技进行自己的“神圣事业”。

拥有强大运输能力特别是优越行动能力的铁甲舰以及具有强大火力的火枪，大大拓展了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使得他们不再局限于对某一小块地区进行传教，而可以随着铁甲舰全球旅行。他们也不再被迫单枪匹马地深入“未蒙王化”的不毛之地，而是可以大规模地团体行动。这在促进传教事业拓展的同时，也大大地刺激了传教士们的野心。“传教的目标逐渐从单纯的拯救个人灵魂转而强调建立‘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改造世界文化，最后实现整个世界的西方化”［4］178。为了达到世界基督化、西方化的宏伟目标，世界观、人生观尚处在形成阶段的儿童，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为了更迅速便捷地传布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传教士们不仅建立了大量的教会组织，尤其是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类教会学校，而且还译述了大量的宗教儿童文学作品用作教会学校的教材，希望以此潜移默化地将西方的宗教和社会理念带入儿童心中。在当时，教会学校上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读故事书。比如，阅读《亨利实录》、《天路历程》、《闺娜传》、《女训喻说》、《安乐家》等小说，就被列为美以美会镇江女塾第一年至第六年的科目，也就是初级教育阶段的课程［5］。所以，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而译述出大量的宗教儿童文学作品，也促进了传教士小说的转向。

二、译介主体的转化

在传教过程中，一些女传教士的加入，促进了宗教儿童文学作品的发展。实际上，很多重要的宗教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者都是女性。比如:最著名的叙事宣传手册《小亨利和他的果树》，译者是吉士夫人，于1956年以“亨利实录”为名出版;其他还有女传教士佩森翻译的《贫女勒诗嘉》，博美瑞的《闺娜传》，以及童话译介者季理裴夫人的《幼女遇难得救记》和亮乐月的《蒙养准绳》。早期的女传教士多是作为传教士妻子的角色进入中国的。基于当时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为了更好地与长期处于“深闺”之中的妇女及儿童接触，这些传教士的妻子们开始在赤县神州从事传教活动，承担着向妇女和儿童宣教的主要任务。“虽然缺少她们为信徒施洗的文字记录，但事实上她们向中国妇女及儿童传教的确产生了社会效果，传教过程中由妇女影响她们的丈夫，由儿童影响他们的父母，福音的种子开始在中国萌芽”［6］。与此同时，这种“由儿童影响他们的父母”的社会效果也进一步加深了她们对于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社会功用的重视。

事实上，传教士队伍中女性的比率一直在上升，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中，女性就占有很大的比率。据统计，1920年在华外国传教士6636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3305人，而女性传教士又达2104人。［7］

数量上的逐渐增多，慢慢带动了整体文学趋势的转变。周作人认为，知识女性尤其适合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因为她们“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和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8］。而女性的角色身份也使得这些女传教士非常关注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发展，展现出有别于男传教士的选择取向。“女性传教士在选择作品时表现出了特有的性别取向，即侧重女性作家以及孤儿题材的作品，有意识的引导中国女性、女童发挥她们的才能，同时鼓励逆境中的孤儿坚强、勇敢”［4］167。可以说，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传教士的日益增多，促进了传教士小说的儿童文学转向。另外，这些女传教士中的许多人所受的并不是正规的神学训练，她们并不具备专业的高深神学知识，而仅仅掌握了一些常识，如有的人只在与宗教有关的学校中选修过一些课程，有的人只上过两年所谓的“圣经学校”，因此她们更像是世俗的教育者而非神学学者和宗教思想家。［9］

所以，她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论辩和理性色彩并不特别浓厚的小说尤其是趣味性更浓、语言更为简洁易懂的儿童小说进行译介。与那些正统的受过系统神学训练的传教士相比，女传教士们所译介的小说中，宗教色彩往往让位于启蒙教育色彩，那些枯燥乏味的神学争论、游说逐渐淡化，代之以作为榜样的模范儿童。“作品更多地强调儿童本位，侧重于讲述孤儿和流浪儿童的成长经历，通过他们忍受苦难，凭借勇敢和虔诚而获得救赎的故事，鼓励个人奋斗，倡导博爱平等”［4］172。

三、鸦片战争的双重作用

传教士们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短暂的传教活跃期之后，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在华耶稣会士之间及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礼仪之争”，最终康熙皇帝在1717年谕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传教事业顿时跌入低谷，转入了地下活动。传教士小说由此也呈现出一种“适应”的状态，大量地采用儒家理论、传统章回小说形式，希望以此来打动封建士大夫，最终打开传教市场，改善传教地位。

然而，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迅速地改变了这一切。这场令清王朝帝国国门洞开的战争，全方位多角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传教士小说的转向自然也不例外。1842年以前，基督教传教士不能以传教名义进入中国内地，但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后，特别是1843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传教活动从地下转入公开。1860年英、法、美、俄强迫中国政府批准和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几乎全部开放了西方传教士的宗教特权［4］208。传教环境的巨大转变直接促使了传教士小说的译介策略，利玛窦时代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崇敬逐渐被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自大所代替，译介策略逐渐由“归化”转化为“异化”。文化优势的自信让传教士们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世界文化的野心得到了极大的刺激，因此对于具有极大可塑性、易于受影响的儿童和充满异域情调、新奇色彩的儿童文学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从另一角度说，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进入，外来传教士也很难得到传统士大夫的承认。和明末徐光启等士大夫不同的是，晚清士大夫对于外来传教士大多采取抵触、排斥的态度，更遑论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一方面，外族的入侵导致了民族情绪的高涨，与帝国主义的扩张有撇不清关系的传教士自然很难得到有良知的士大夫的认可。甚至还有人直接撰写文章，当面指斥传教士小说的荒诞不经，“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撰’的《辟邪纪实》，卷中收录《阅〈甲乙二友论述〉》，指斥这部小说荒谬不经，将矛头直指基督教”［4］210。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主流士大夫的眼光还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阶段，文化思潮依然固执地认为中华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欠缺的只是技术领域。所以士大夫们将大量的目光投向科学技术书籍，对文学类书籍的翻译少有涉猎，更别说空谈义理、宣扬教义的传教士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教士们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变得越来越渺茫，无可奈何之下，他们的预设读者群只好逐渐转向下层民众和儿童，只能根据这些读者群的特点创作一些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故事性更强，说理性、论说性更弱的传教士小说来吸引他们的目光，以此来向其灌输宗教理论和宗教观念，最终达到传教的目的。在这种背景推动之下，传教士小说出现面向儿童文学的转型也就不足为奇。

四、结语

总之，传教士小说在19世纪中后期向儿童文学的转向，有着多种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本土传教理念的转变，在现代科技的刺激之下出现了一大批宗教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品，这自然影响到了译介。

其次是“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世界文化”的野心，也使得传教士们将目光投向尚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儿童。

再次，传教士队伍中女性的增加也促进了这种转向，相对于男性来说，这些知识女性更喜欢将目光投向儿童，而女传教士神学训练的缺乏也让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论辩性不强的文学作品作为宣教手段。另外，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传教士的翻译策略，使得他们译介一些“异化”色彩更浓、更有异国情调的作品，为讲求新奇性的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长期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承认，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反而受到士大夫阶层更加激烈的抵触和漠视，使得传教士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下层民众尤其是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