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译作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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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虽然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被译介的势头越来越旺，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并不多见。据万方数据检索结果，2000年至2010年，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学位论文约98篇，学术论文近100篇，论著就更是屈指可数了。本文作者对这些论文和论著的翻译研究视角做出了总结或综述，随后提出了一些新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

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

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

第二，按儿童文学体裁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童话、儿童故事、儿歌、儿童诗、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和儿童影视等形式。我们可对某种体裁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译，以《农夫和蛇》，《狐狸请客》等作品为对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译;如研究童话翻译，以《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糖果屋》等为对象研究格林童话的翻译，以《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为对象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如研究儿童影视翻译，就是研究跨媒体的儿童文学翻译。儿童影视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国儿童故事被拍成电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编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译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加菲猫1》、《哈利·波特》、《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功夫熊猫2》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译者更是受到了译语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字幕翻译中出现了很多体现中国文化语境的词汇，如China翻译为“中原”，soothsayer翻译为“羊仙姑”，Nice翻译为“给力”这个时尚流行语。另外，翻译配音和外语发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

第三，按国别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军较早有这方面意识的萌芽，但他只对抗战时期我国对苏联等主要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作了不完全统计。［3］至于每个国家被译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体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译者、对抗战时期的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未能论及。李丽按洲别(亚、非洲，欧洲，西欧，中、东西欧，中、北欧，美洲)和国别把我国1911－1949年期间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的数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4］26－33但笔者认为，她和文军一样，只做了初步的数量统计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怎样，我们也可按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第四，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的翻译，而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其实，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反过来会很好地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翻译服务，也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一些现象。如，我们不妨对李丽翻译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性别意识。

第五，对儿童文学转译的研究。有些儿童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从源语文本翻译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日语等转译过来的。例如，1898－1919年期间，梁启超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等也都是由日文转译的。［4］246－314那么转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语境等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值得研究。

第六，国内外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翻译及影响研究。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家们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进行了交流，多数认为堪忧。［5］笔者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拿来”，但我们不能老“拿来”，老研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其实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实力挺强的，挺受儿童喜爱的，如郑渊洁的作品就是典型。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中国人自己或外国人对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呢?比如，也从诗学、赞助者、语言、译者主体性等角度着手研究，说不定会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更大的“出口”之门找到秘笈，到时作家们不再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堪忧。

结语

总之，现有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吸纳了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还比较欠缺，而翻译研究作为新的学科颇具争论性，不太成熟，所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必须有新的方法或视角的运用。但是，上面提出的新视角并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在运用他们研究儿童文学翻译时，只能说主要从哪种视角切入，而不能完全排斥其他视角，他们有时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比如，在研究某个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时，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按体裁分类进行研究，也可按儿童年龄段进行分类研究。同样的，新老视角之间有时也能相互结合的。比如，研究转译作品时，我们可以先把它们分成几个特定时期的转译再进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涉及到的每个翻译家的转译作品，也可以将几个转译本进行对照研究等，几乎可以和各个已有视角进行结合。也必须结合，才能更全面地研究。笔者就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视角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期待着更多新视角，带我们走进更加繁荣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