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课设置观念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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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Riesman）把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历程描绘成爬行动物的运动过程。如同爬行动物的尾巴总是沿着头的轨迹运动，较低学术地位的机构也总是尽力模仿较高地位的大学，从而使得高等教育系统从分化逐步走向趋同。[1]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同样无法摆脱这样的发展模式。从实践层面来看，表现为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复制与雷同，其背后隐含的是理念与策略问题。当前，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亦是如此。实际上，不同层次和不同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目标，依据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状况，除了在培养共同基础方面应该坚持共同理念而外，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是各有特点的，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差异化或者分化。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应该具备的“通识”

美国学者帕卡德（A•S•Packard）认为，通识教育包括古典学、文学和科学方面的有关课程内容，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它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使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2]我国学者李曼丽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层面揭示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3]基于通识教育，根据专业自身的知识构成和在知识图谱中的地位，笔者认为，不同高等学校，所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中都应该贯穿如下理念：一是教化人格，二是传承文化，三是培养治事治学能力。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人的培养最重要的是人格的教化。有些高校，尤其是一些工科院校，往往比较忽略学生人格的教化，甚至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样本该具有强烈人文氛围的学科也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譬如，许多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幅度削减专业核心课程的学时，将节余的学时分配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英语，尤其是英语对话与交流、英语等级考试的强化训练；二是写作，主要是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尤其是各种报告、讲话、总结等的写作；三是经济常识的普及，比如如何做CEO；四是科技知识的普及，比如如何优生优育。其背后深层的思想动机就是功利主义，学生直奔找工作、求高薪的主题，教师直奔工作量。当代中国的大学，文化精神正在流失，有的甚至已经缺失。这正如著名教育学者张应强所说：“大学教育不再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而是像生产流水线一样制造和批发文凭和证书。人们为好职业和高收入不择手段地竞争入学机会，不择手段地混文凭以获得进入功利社会的‘敲门砖’。更为严重的是，我国传统的人文教育精神和大学精神成了落后与守旧的代名词。当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国学研究院、有的小学尝试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时，当有的国学大师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时候，来自社会的质疑和责难声此起彼伏，并斥之为‘传统文化自恋症’。人文教化的大学传统和教育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和大学中已无立足之地了，科技与人文的分裂远比在西方社会和大学中更彻底更深刻，而人文学者和人文精神的呐喊和抗争也更微弱更无力。”[4]这说明，当代中国大学，不仅肩负复兴和创新中国文化的使命，更承担着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因为，没有基本的传承，何来复兴和创新？反观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工科背景的地方高校，虽然开设了文化类课程，甚至设置有汉语言文学等专业，但对这些课程和学科专业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种认知，即科技的基本属性中始终内含着人文价值的维度。《周易》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希腊早期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安提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科学研究，除非对积极的人生具有某种直接的影响，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5]因此，科技理性的澄明始终离不开人类的生命价值的自由与张扬。关于培养学生治事治学能力这个问题，现在有许多误解。对于治事能力来说，许多单位要求所有学校的毕业生，到位后马上就能够上岗，似乎学生是学校定点为厂家生产的机器。而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也迎合了社会的这种思维。学校培养的学生是面向社会各个行业，不是面向某个具体单位的某个职位，它着重培养学生的普适能力。诚然，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学校，对能力的培养侧重点也不同。一般的职业技术学校，主要是侧重技能。普通本科院校，主要侧重普适能力和一些特殊的技能。重点大学主要侧重研究能力的培养。譬如地方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培养的学生的普适能力，其内涵包括良好的写作能力，熟练的计算机运用能力，较好的中英文交流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把握能力等。学生具备了这些能力，到了具体工作单位接受了某个具体职位，经过岗前培训，是能够适应自己的工作的。因此，用人单位针对自身某个职位所需要的具体技能，有通过岗前培训解决问题的责任而不应该把责任全推到学校。对于治学能力来说，许多学校在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仍然没有把重心放在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上，采用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满堂灌的传统方法。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更新大学领导和教师的观念，继而更新教师的知识，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改变教育教学的方法，最终才有提高学生治学能力的可能。

二、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努力体现自身特色

地方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充分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特色课程的设置，不仅是对自身教学资源的整合，彰显大学学术生命力，更是形成学生进行差异化竞争的基础。从课程设置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重点应该放在汉语言和中国文学文化方面。但事实上，仅以语言学习为例，学生在英语学习上花的时间往往更多。有人说，“内地高校的大学英语所占学分比例之高、学生投入精力之多难免有些‘异化’，不能排除极强的功利学习目的。”[6]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首先应该正本，把重点放到汉语言和中国文学文化等课程上，尽量减少一些相关度不高的其他课程设置。即使是地方工科背景的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也应该牢牢把握住根本，夯实学科的学识、学理和学术基础。其次，不同学校所在的地方由于区域的差异，往往具有天然的不同，因此本专业应该利用好地方的本土资源来为课程体系的设置服务。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区域文化差异较大，这些资源正好能够为我国的大学教育所充分利用。譬如笔者所在的西华大学，地处四川成都，属于巴蜀文化区，历史文化的积淀非常深厚。本土文化资源应该可以纳入拓展性的专业必修或选修的课程之中。事实上，西华大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就设置有“巴蜀文化概论”、“文化名人故居考察”、“杨雄研究”、“三苏研究”、“四川现代作家五大家”、“蜀学研究前沿讲座”等必修和选修课程。除了开设课程，在第二课堂的设计中，我们还专门开设了“文津学术讲堂”系列讲座，聘请全国尤其是四川巴蜀文化研究专家系统讲授巴蜀文学、文化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此类讲座已开讲20场次以上，涉及内容相当广泛，颇受学生甚至是教师的欢迎。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每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其特色、水平都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如果能够加以很好地构置和安排，恰恰可能是形成该校课程体系特色的基础。譬如，西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在巴蜀文化名人、先秦文化元典、明清巴蜀诗学、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现代诗学、语用学研究等具有一定特色和实力。因此，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我们就考虑了把这些研究融入课程之中，分别开设了巴蜀文化名人研究、经学专题研究、国学导读、孙子兵法与谋略学、现代文史经典导读、应用语言学、专业学术前沿、学术热点问题研讨等课程。这些课程和讲座的开设，不仅充分发挥了教师的特长，而且满足了学生多样的求知需求，为学生继续深造打下坚实基础。正本教育和特色教育的思路和课程体系设计效果显著。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策略

一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往往受制于一个时代整个大学教育的趋势，并以整个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总体思路为依据。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仿效过前苏联的模式，学习过欧洲的作法，到现在主要采用美国的模式。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分科模式的惯性作用下，在当今高等教育功利化目标的影响下，重点放在自然科学，关注的是工程技术，着力点在经济效果，跟踪的是社会的直接需求，对于难以直接显示其成效的人文社会科学及教育重视得很不够，在以工科为主的高校中尤为突出。在部分高校全校性的共同课程中，除思想政治、英语、体育等课程外，还有众多的经济类、理工类课程，通识性的人文课程的设置严重不足。这样的共同课程，严重压制了专业课程的设置，同时，即便是像汉语言文学这样的文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中，专业课程也容易被“实用化”、“经济化”、“工程化”。这样的倾向性，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力扭转整个时代的趋势，但我们又需要实现地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目标，提高课程设置的质量。因此，讲究一定的策略是必要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是可行的。以西华大学为例，全校所有专业的课程设置在总体设计上分5大版块，即人格与素养课程群、表达与理解课程群、发展基础课程群、专业与服务课程群、研讨与探究课程群。在这些课程群中，思想政治、英语、体育等类型的课程都划入人格与素养课程群和表达与理解课程群。总学分是170学分，而上述类型的必修课程就高达42学分。在这种情况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专业课程设置上的空间就很有限。这就需要我们在专业课程设置和其他选修、拓展课程设计上多动脑筋。我们的策略是：在专业课程设置上要“精”，既要压缩课时，又要突出核心；在选修课程设置上要“渗”，即想尽方法向其它学科、方向渗透，增加课程的基础覆盖面；在拓展课程设置上要“深”，即结合自身实际，把学术研究和课程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在不偏离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的前提下，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做到更精。譬如，在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论”之后，可以略开“中国文化要籍解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开设了“古代汉语”后，可以略开“文字学”、“训诂学”；在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后，可以略开“儿童文学”、“女性文学”等课程；在开设了“写作学”、“秘书学”等课程后，可以略开“档案学”等。这样，既可以避免课程和知识的重复教学，也可以增强开设课程的厚度和容量，增加重要课程必要的教学学时。同时，选修和必修的通识教育类课程也是文学专业课程前期渗透的重要平台。通过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既可以服务于非本专业学生的需要，又可以增加本专业的学时，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基础支撑。所以，人文学科的若干课程，要向这个平台“渗透”。西华大学用“三重”来统摄这类课程，即重大主题，重要思想，重要文本。从2010年开始，学校人文学科在通识类课程中就开设了多门课程，譬如“国学导读”、“现代文史经典导读”、“经典名著鉴赏”、“经典影视作品剧本赏析”、“孙子兵法与谋略学”等。我们的目的之一是，将专业课程通识化，既满足非本专业学生的选修，也满足本专业学生的选修，尽力拓展本专业知识的覆盖面。事实证明，由于这些课程覆盖面广，趣味性强，讲授方法灵活多变，所以既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欢迎，也受到本专业学生的热烈欢迎。虽说大学是教给学生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以及学习方法，但并不意味着该深的地方不去深入。相反，大学应该是一个学习和钻研学术知识的地方，重要的学术问题应该要深入，仔细研学锲而不舍。因此，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拓展课设计上要求要“深”，各位教师尽可以发挥自己的研究专长，开设学术味浓厚的专题课程和专题学术讲座。这类课程和讲座的开设，也能够很好地体现学校和地方的特色。譬如西华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杨雄研究”、“三苏研究”、“明清巴蜀诗学研究”、“郭沫若研究”等。

总之，我们认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各有自己的特点，在汉语言文学课程设置上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和相应的具体方法，切不可盲目模仿，照抄照搬其他学校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