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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家文学教育议论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是一件很吃力而又非常容易遭到质疑的事情。历史上倒是有过地理环境影响居民的文化性格,进而造成文学艺术的地方风格的若干论断。《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东汉李巡的《〈尔雅〉注》,从各处地名来历说到各地方人的性情,其中说,“汉南曰荆州,其气惨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李巡的这番话被《史记正义》、《公羊传疏》等反复称引,在文人和民间都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到了现时代,人群的迁徙流动十分频繁,不同地区的人之间交往十分便利,人的地域身份变得模糊而难以确定。如今的湖北人是不是“禀性强梁”,湖北文学是不是也连带地“禀性强梁”?恐怕没有人会下这样的判断了。何况,在湖北的作家,不一定都是籍属湖北的人。当代湖北文学界引以为骄傲的几位前辈,徐迟的童年和少年在江南小镇———浙江南浔度过,姚雪垠是河南邓县人氏,碧野的家乡是广东大浦,骆文是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的同乡———江苏句容人;现在风头正健的中年作家方方,祖籍在江西彭泽,出生于南京。但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在武昌紫阳路窄小的房间里构思和写作的,姚雪垠在汉口远郊东西湖劳动时开始写作《李自成》,碧野在丹江口工棚里住过漫长的日子才有了《丹凤朝阳》,方方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一直在武汉生活……以上所有作家的文学生涯,与湖北这方热土,毕竟是紧紧地胶着在一块。当代地域文化,既有其剧烈变动性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稳定性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说近十几年来湖北文学的群体特色,回顾其间的得失,也许还是可以的,所以,应《文学教育》编辑之命,草成这篇漫话,以此题目就教于本地、外地同行高明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那七八年,中国文坛曾经迅速地变换着种种斑斓图景,而湖北文学则起起伏伏,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又重新参与到开创新潮流的前列。那是在各地作家们借开放新风之力,兴冲冲地“向外看”,从欧美借鉴了许多新鲜的技巧,又意绵绵地“向内转”,展现个人心灵深处意识流之时,湖北作家却是眼睛向下,方方描绘了汉口铁路外贫民区的“风景”,池莉讲述了一个最平凡普通的工人的“烦恼人生”。这就确定了湖北近期文学的最重要的特色———作品中深蕴着植根于中部沃土的平民意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那七八年,中国文坛曾经迅速地变换着种种斑斓图景,而湖北文学则起起伏伏,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又重新参与到开创新潮流的前列。那是在各地作家们借开放新风之力,兴冲冲地“向外看”,从欧美借鉴了许多新鲜的技巧,又意绵绵地“向内转”,展现个人心灵深处意识流之时,湖北作家却是眼睛向下,方方描绘了汉口铁路外贫民区的“风景”,池莉讲述了一个最平凡普通的工人的“烦恼人生”。这就确定了湖北近期文学的最重要的特色———作品中深蕴着植根于中部沃土的平民意识。当其时也,一些新锐作家颇有先知先觉姿态,以悲悯之心俯视尘寰,他们对于浩劫中专制愚昧的抗议,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都很具启蒙性和震撼力。而湖北这些作家,则总是平视他们笔下的人物,那是他们多年的街坊邻居,灾难年月的伴侣。这些人物,虽处社会下层,心中却不乏火种,照见人性之善、人情之美。方方的《桃花灿烂》将少男少女的怀春之心———对爱情之春、人生之春的憧憬———放在城市平民生活的艰窘、市井的鄙俗里来表现,那个粞是心高如天,命薄似纸。主人公好古怪的名字,里面隐藏着什么个人特殊的记忆吗?其后不久,刘醒龙在大别山下奏起一曲凤凰琴,琴声悠扬,远传到北国南疆,使得闹市中人听了,觉得耳目一新。直到进入新的世纪,池莉有《托尔斯泰围巾》,方方有《中北路空无一人》。后一篇里的郑富仁,活得很是窝囊,他的老婆刘春梅更是浑身俗气,这样一对夫妇,在山穷水尽之际,想的是“做一个好人”,撂下自家的紧急事情,寻找失主,把捡来的大包毛衣归还别人。更有陈应松,把写作基地从江汉平原转移到鄂西北的神农架,他的《松湖北文坛漫话湖北近期文学的几个显著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