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我应邀和同志们1起来合肥讨论李鸿章，通过几天的会议，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发言，收获很大。大会的负责同志要我发个言，盛情难却，下面就谈谈我的不成熟的看法。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开拓性的人物
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是研究近代史的，那么近代中国在追求什么？大家认为：近代的中国旨在追求近代化。而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开了个头，或者说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第1步。这第1步与李鸿章关系很大。近年来，我们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比较深入，对李鸿章的评论的变化也比较大，特别是对他倡导的洋务活动，不少同志进行了探讨。其中有1点，近代中国要搞近代化，就必须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我们上海复旦有位学者朱维铮最近写了1本题为《走出中世纪》的书，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境，但应改1个字，改“走”为“轰”，近代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的，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是被人家的利炮坚船轰了之后，被迫走出中世纪的，可悲的是，有许多人被人家轰了还是不走，而李鸿章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走了，他接触世界，了解世界，当然不是李鸿章1个人，有1批人，但是这批人大都是围绕着李鸿章的，老1点的有丁日昌、郭嵩焘、沈葆桢，晚1点的有马建忠、薛福成，也包括郑观应。李鸿章则是这1批人的代表。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开创人，这是不无道理的。我认为，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1步的代表人物，比较合适，他是109世纪后期那个时期的开拓性人物。甲午战争时期或稍后，孙中山、章太炎还上书李鸿章，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的身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李鸿章毕竟是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朝大官，他同封建统治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没有越出封建肌体。可贵的是，他给封建体制绽开了1个裂口，这是评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的基点，我们不能超出这个基点，超出这个基点就与当时的历史不吻合。
李鸿章跨出这1步，是我们今天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研究他的意义所在。李鸿章生活的时代，中国有4万万人口，而象李鸿章这样主张跨出国门，认识世界的人找不到1百个，李鸿章对世界的认识，时代的认识，比他同时代的人要高得多。我们研究洋务运动，离不开曾、左、李。在洋务活动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各有所长，可是，在认识世界、了解时代这1点上，李鸿章要比曾、左高出1等。
李鸿章也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
这次讨论以“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为题是经过思考的，它为全面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方便，也比较有现实意义。但李鸿章是晚清政治、军事、外交的核心人物，仅仅对他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进行评价而回避他的政治、外交活动是有困难的，也是回避不了的。晚清，慈禧在朝内主政410余年，李鸿章以封疆大员辅政410年，赫德以总税务司干政510余年，他们互相结纳，构成了那时的政治格局，这3个人当中，李鸿章又是关键人物。过去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停留在爱国卖国的表层上，李鸿章是个卖国贼过去几乎家喻户晓。而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写了李鸿章的爱国思想、民族主义，这在过去是不可设想的。那么李鸿章有没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呢？我想是有的，他毕竟是炎黄子孙。他办的许多企业，是为了抵制外国，分洋人之利的，拿军事来说，他创建的北洋水师主要是对外的，威海卫炮口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你能说这不是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吗？
过去我们的思维方法受极左路线的束缚和干扰。对李鸿章的评价1概否定、贬斥，骂他是个卖国贼。既然定性了，他当然就不再存在什么爱国主义的东西。过去我也是这样认识的，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应该抛弃。李鸿章作为1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身上是否存在着爱国、误国、卖国这3个方面的矛盾现象？这就是说，李鸿章有爱国之处，也有误国之处。比如，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作了些准备，但又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其它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政府的干涉。特别是对沙俄帝国的幻想。这不能说不是李鸿章的1个重大失误之处，也是甲午战争战败的1个重要原因。
李鸿章是否有卖国之处？《中俄密约》是1个重要问题。多年来用了由沙俄大臣维特写的1条材料，说李鸿章之所以与沙俄帝国签订《中俄密约》，是受了沙俄政府给他3百万卢布的贿赂，但这条史料是个孤证，没有旁证，如果这是事实，它大大便利了《中俄密约》的签订，而《中俄密约》对中国主权的丧失是巨大的。这就很难说不是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但只有沙俄的孤证，还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因此，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卖国，有待于《中俄密约》签订过程中史料的进1步挖掘。至于其它条约的签定，很难给李鸿章扣上卖国主义的帽子。因为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不管谁去，都无力回天，改变不了现状。
从上面这些情况来看，评论李鸿章还有必要对他进行心态分析。比如，在多次战争中，李鸿章1方面准备迎战，临战时，又寄希望于和平，没有打仗的决心，在他看来，这些战争，不是中国打不过别人，就是清廷不想打，所以有人说，李鸿章1些迎战的准备是作虎蹲深山的养威之势。戊戌变法期间，李鸿章看西太后面色行事，但也同情康有为，爱惜梁启超的才华。这些，可从李鸿章的心态进行分析。前不久，黎澍同志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1篇文章，说到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黎澍同志说，李鸿章与孙中山有1种默契，孙中山曾见到了李鸿章，并作过较长时间的交谈，我就给他回了1封信说，这作为1种说法是可以的，但没有确证。历史心理学，210年代起始于法国，810年代传到大陆。其实早在太史公著的《史记》对刘邦和项羽就有过精彩的心理描写，但作为1门专门学科，是新近才传到中国来的。对1个历史人物，特别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研究，进行心态分析是很重要的。
过去说李鸿章崇洋迷外，投降卖国，铁证如山，我相信了。现在大幅度转变到说李鸿章有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戏剧式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这种戏剧式的变化，是政治上的需要反映到了我们的历史研究上来，当然，也因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从封闭体中钻出来，走上了开放改革之路，观念不能不有所调整。在封闭体的时候，我们骂李鸿章是卖国贼，过了头。从开放角度来看，李鸿章又是1个开放性人物。所以我说，我们的历史研究，仅仅服从某个时候、某种政策的需要，非带片面性不可，过去我们讲1个人好，那个人简直好得是个完人；要讲这个人坏，那就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因此，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同志自己对自己研究过程作1番认真的反思是10分必要的。
（这是10月10日陈旭麓教授在安徽合肥“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此文拚版之际，惊悉陈旭麓教授于12月1日18时15分因心肌梗塞病逝的噩耗，此乃我国史学界又1大损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