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翻译理念与其译作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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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钱钟书先生说“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连通、彼此呼应，引申出文学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1997：269）在严复的“信达雅”和傅雷的“神似”之外，为文学翻译提出新的标准：化境。“化境说”要求译文既要不能露出牵强附会的痕迹，又能传达原文的味道。得其“意”比较容易，然而得其“味”确实困难。钱谷融先生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有诗的意味。要再现它的“诗的意味”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得意而忘言”，不能拘泥于原文受原文的束缚太大。钱先生认为‘诱’、‘媒’说明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作用以及译作对读者的感召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不同国家的人们缔结了‘文学姻缘’。他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可避免的毛病。”佛经翻译家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中国古代翻译理论家赞宁说“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因此,由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译文总有和原文不符的地方。但是不能否认译文在某些地方也有超越原文的可能。

1林译小说的“媒介”与“诱导”作用

林纾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奇葩，他翻译的小说被称作“林译小说”。一生翻译了180多种，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可谓“前无古人”。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国人就如同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它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的瑰宝，对中国近代文学家和新文学都产生了“诱导”和媒介的作用，开启了翻译外国文学的先河，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外文学的桥梁。首先，林译小说对中国近代文学家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大量把西方小说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林译小说让国人感受到了西洋小说的魅力，之前中国的文化人总以为科技西方超过中国，但是文学中国优于西方。林译小说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小说的偏见，“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作家大多通过它的诱导和媒介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钱钟书、冰心等，都曾有过一段嗜读“林译小说”的经历。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走上了翻译外国文学的道路。因此，优秀的译文才会诱导读者去读原文，让读者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去拨开面纱看到原文的真面目。就如同许多西方读者读了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全译本，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学习中文，阅读曹雪芹倾注十年心血所著的《红楼梦》。如果这两个全译本非常拙劣，想必只会扫尽西方国家读者的兴趣，同时也会破坏原作的名誉。林译小说引诱人们去接触外国小说，先去读他的译作，然而他创造性的翻译挑起了人的好奇心，让他们接近原作。由此可看出“林译小说”的“媒介”和“诱导”作用。其次，林译小说对中国近代文学和社会的影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观念。中国小说从旧式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到表现现代意义的爱情这一历史飞跃中，林译小说是不可缺少的媒介。透过他的翻译，西方的爱情观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传统的礼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它也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浪潮。林译小说如同一扇窗户,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近代中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生活。

2攀登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

译、诱、讹都有一个言字边，惟独化没有，言字边加化就是讹。因此，除非不言不译，否则讹是不可避免的，钱钟书对林纾翻译中的讹基本是肯定的，持非常宽容的态度。“化境”里,“化”有两种,一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另一种是译者的翻译过程和实践。绝对的化境是一种翻译的理想，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翻译实践中译者也要努力朝这个方向迈进。翻译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起居间或离间的作用。好的翻译即是居间者或桥梁，只能做到雾里看花，诱读者去阅读原作，从而消灭自己。坏的翻译是离间者，虽然可能忠实于原作的字句，却晦涩拙劣，毁灭了原作的声誉，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太长。“创造性叛逆”的“讹”是合情合理的“讹”，是翻译中必须要“失的本”，不失便不成翻译。当然林译小说中也有相当多的误译，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译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了非常奇妙的看法：“于是‘媒’和‘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了一点味道，引起了口味，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真切。”林译小说能挑起读者对原作的好奇心是因为林纾在翻译时发挥了译者的创造性。这正说明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他明知道会“失”也不得不这样。林纾认为翻译小说不在于讲究具体的字句上一一对应的翻译,而是重在传种声音。而对作品的评论也被高度的认可影响着后来的评论者，这些无疑都证明了夏志清的确具有着历史的眼光。

夏志清对作品能有如此深的感悟，得力于他对西方批评理论的把握，如王德威所说夏志清在他作品中广泛的应用了新批评的理论。夏志清对文本进行了细读，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序言谈到这样一句话“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1](P11)。从原文中可以发现，夏志清这本书的立足点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而且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道德”不是中国传统所理解的道德，而是指人性，一种人性欠缺的不断完善。因此书中对文本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道德的评判。如，对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也进行了道德批判。作者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从祥子与虎妞一段对话中指出了祥子道德的问题。

“好吧，你说说！”她搬过个凳子来，坐在火炉旁。

“你有多少钱？”他问。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吗！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1]（P131）

这是他们俩新婚不久后的第一次吵架，夏志清从这里指出老舍表面出了惊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认为祥子为了钱而丧失了道德，放弃了感情，带有欺骗的跟虎妞结婚。从这里可以看出夏志清对文本的解读更投入，更接近文本，对人物投入的感情更多。而且在作者的书中评论作品时，他都会对作品的原文进行选择性的摘选，目的就是为了在评论的基础上，让读者更直观的去感受文本，这也体现了作者对阅读文本的重视。因此夏志清这种对文本解读的方法无疑打破了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阶级论”模式，让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化，让原本丰富的文本具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同时也赋予了作品更多的内涵。

总的来说，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重视，并将他们都列为专章进行大篇幅的评论，可以说这是一次对经典秩序的重构，使人们在关注“鲁、巴、茅、郭、老、曹”这些既定经典之外，去发现更多的新的作家作品，也给予他们更多、更大展示的平台。而对一些已成为经典的作家作品却又有选择性的评论，而且有些并没有开专章。这部小说史的编写是以作家作品为主的，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中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政治纲领必须贯穿全书的抒写模式，这对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进作用。作为小说史的抒写，与文学史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夏志清的这本《小说史》又是小说史编撰方面的最早尝试，他通过大胆的采用“新批评”的方法，着重对作品进行审美层面的阐释，对优秀作家的发掘，刷新了人们对现代小说的旧有认识。当然在《小说史》中仍然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他对左翼文学的漠视，对鲁迅评价的偏低，及仅用西方的理论来观照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等。不过这毕竟是一家之言，作者对史的抒写方式，对作家的选择，对作品的判断都受到已有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和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一个单一的话语模式还没有完全解体的历史背景下，《小说史》的出现无疑也像别于主流的另一种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确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指引着后来的治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