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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诸如“主体”、“个人”、“自我”和“个性”几乎是绕不开的核心概念，但或许深受“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取向的影响，近年来对这些概念的探讨，大多局限在“观念”层面或“语词”层面上，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思想人物的理性论述，最多扩展到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讨论，即使涉及到文学文本，也主要是为了佐证某些理性化的论断，甚至直接用“个人主义话语”之类来加以概括.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无论是“主体的诞生”、“个人的出场”，还是“自我的觉醒”、“个性的解放”，都不仅仅是一种停留在纸面的力l，这些新思想、新观念都要由“语词”渗透到“经验”、自“精英”扩展至“民间”，从“观念形态”转化为“日常生活”……唯有如此，特殊性理念才能普遍化为社会意识，乃至沉潜为社会无意识，从而在更广大的领域中发挥效用。要把握住这一隐秘的思想脉动，光靠理性的论述显然不够，必须拓展我们的视野，关注更多感性的、边缘化的叙述
深层次来看，不同的“痛苦”却发挥了同样的“功能”:“个人惫识”正是透过“痛苦”得以凝聚成形，得以表达传播。只是同样出于青年女工之手一-“潘晓来信”的主要作者之一黄晓菊，当年也是一位宵年女工—的书信，或许正因为“痛苦”的不同取向，命运却大相径庭:在8年代“潘晓，的来信，可以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甚至被摆放在了一个惊人的历史位里上:“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的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愈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⑥;可到了90年代，打工妹的痛苦、仿徨与苦闷同样是通过书信表达出来，却必须以生命的代价才得以浮现在公众的面前，况且除了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外，似乎再也不具有什么“文学”或“思想”的意义了。两者如此巨大的反差和尖锐的对比迫使我们去检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