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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创作大多数人奉行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代,不讲流芳百世,起码也得求个生命长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亲友,别自己都看不起。现今这一套过时了,作家诗人们都知道,在当今知识爆炸,每天都会产生超量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一本书,一篇文章想要弄出点声响,取得轰动效应,简直就是难上加难的事,既然它多半会淹没于汹涌的大海之中,干脆就别去关心它之寿命长短,“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于是,只要不断有作品问世,至少可混个脸熟,所以写作便信马由缰,不再苦心经营,反复推敲,抓住点东西就尽力注水、膨化,无中生有兴风作浪……只要能提供快餐作品,至少可充饥,可混稿费捞实惠。当创作变为制作,“作品”变为“产品”,感动变成煽动,欣赏变成消费,作家们的作品,浅尝辄止,底气不足,清汤寡水,营养不良,不描写内心,专描写内分泌,创作中血性与自我越来越少,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缺失,文学变成快餐食品和一次性消费品,流水线作业,批量化生产,到哪去找文学的生命?又怎么逃脱得了生产、复制、流行而后被彻底扫荡、抛弃、遗忘的基本命运? 3、文学的商品生产方式文学创作是种个人行为,“创作自由”和“自由发挥”一直是每个作家、诗人倾心追求的理想境界,然而,这种理想境界从来都很难实现。近些年来,当文学好不容易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钳制中挣脱出来, 很快又落入了经济与市场的掌控,让人尝到经济的厉害,决不亚于政治的严酷。以余华出版《兄弟》一书为例,就能看出商业对作家创作的制约。
余华在2004年即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签约,成为该出版社拥有的签约作家。此后,他的书从策划、制作到出笼畅销,都是由出版社在充当总导演的角色。近几年由重庆出版集团推出的重述神话系列,包括苏童写的《碧奴》,叶兆言写的《后羿》,李锐、蒋韵夫妇合作写的《人间—重述白蛇传》,也是由出版社策划选题,由作家来完成的命题作文。正好表明,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以作者为主导向现在以出版社为主导的方向转变。图书出版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单一事业型单位,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化运作, 市场状况、销售额、好卖不好卖,赚钱还是不赚钱,就成为出版的硬指标和第一追求,谁都不敢不服从这一资本规律和商业逻辑。出版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文本制作与市场需要之间的中介,作为生产流程的主宰,对整个文学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核心操控作用。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普通商品生产,已无任何本质区别。与此同时,自由撰稿人、写手、专栏作家、职业作家纷纷出现,这些人脱离体制,告别大锅饭铁饭碗,以稿酬为生,凭才华与勤奋立世,其写作与生存方式皆必须投市场所好,与市场博弈,因之他们的活动、言行以及作品无不打下了浓重的商业烙印,改变和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与制作。 4、商业利润追求超过艺术传世追求文学原是表述人之情感、思想与审美追求的,与商业利润本不搭界。
作家过去也是以清高自居,耻于言利的,但天旋地转世事变异,那一切仿佛都已是久远过去的事了,现今之文学或作家,少有不管市场之事,并且将稿费、版税、市场前景、商业收益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优先考虑。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与全 52 社会科学评论 2008年第1期球化语境下,人们价值追求的顺序已发生改变,求剌激、求畅销和求利润已取代过去的求语言精美,求人性表现的丰富深沉,求人生内容的鲜活饱满,为版税、为赚钱、为个人的写作已取代为人生,为社会,为艺术的写作,趋利性取代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成为当今文学创作与生产最触目的现象。如果说,过去有理想有追求的文学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或人文文学的话,那么,消费性文学则可说是一种“为人民币服务”的文学,从它诞生之日到它日渐兴盛,从它之策划构思到它之制作和目的,无一不是有着明确的商业考虑和利益追求的,这大概就是消费性文学与非消费文学的本质区别。当写作和出版都被消费所决定,都围绕着利润打转,当市场销售、产值利润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消费性和实用性占了上风,文学性、审美性、思想性、艺术性统统都得让路,这个时期的一切“只能是卖,是大肆叫卖,直到卖掉一切……能卖即是成功”(张炜语)。于是,欲望化叙事、下半身写作、个人化写作、私人写作、小资写作、中产阶级写作便一个个登台献艺,色情、血腥、暴力、丑恶、惊悚、媚俗轮番上演,大话西游,水煮三国,歪批水浒,揭密红楼,众说古典的浪潮势不可挡,怎么刺激怎么写,什么赚钱什么来。当代流行小说读物的生产和流通,正是在一种资本运作、消费诱惑、欲望宣泄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为卖而写作和为卖而出版,相互勾结相互推进,销售比生产更重要,消费支配了整个社会。如果说过去是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左右舆论,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那么现在则是经济、商品、市场、利益交织成一张谁都挣不脱的天罗地网,在缠绕和主宰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