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家对文化论文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普及，，与“提高”之辩—论五十年代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势力之争”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中国初期，通俗文学并未如时论所言完全绝灭。相反，包括革命通俗文艺在内的说唱文学受到政策扶持，繁盛异常，甚至遗过雅俗疆界威胁到精英文学的生存。这激起精英文学势力的持续反弹。围绕地方刊物展开的两次“普及”与“提高”之辩，是精英势力与通俗势力关于出版资源的姐韶与博弈。精势力挪用《讲话》与“群众”之名，暗中抵制并最终在事实上瓦解了通俗化政策。949年后，新中国通过出版制度，力图将所有不同类型的写作，纳人国家书写的范畴。在这种规划下，全国出版资源被重新配置。对此，时论多以为，党通过“行政与半行政的手段”，禁止通俗文学出版，“使以趣味为载体的通俗作品，再无立锥之地，①。这类判断不甚准确。其实，通俗文学出版受到了区别对待。市民通俗文艺(如鸳鸯蝴蝶派)受到大幅遏制，民间说唱文学(包括以之为基础的革命通俗文艺)却得到大力扶持，繁盛异常.这种“繁盛”，既表现在图书出版的倾斜上，也表现在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控制上。后者在建国初期酿成了两次关于地方刊物办刊方针的“普及”与“提高”之辩。两次论辩，今日已彻底尘封于故纸堆中，不再为人所知，但它们反映了特殊政治情境下通俗文学势力与精英文学势力之间观念与利益的矛盾。
第一次论辩具有民众主义倾向，导致了新文学通俗化实践的异变，并激起精英文学势力的反弹与挑战。第二次论辩以精英势力对雅俗获界、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话语关系与利益格局的有计划重建为特点，并最终导致通俗化政策的名存实亡与地方刊物的再精英化。一党的“.普及”要求雅俗对峙是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新文学作为雅文学，被视作“小资知识分子”写作的欧化文学，受到通俗文学以“民族国家”名义发动的挑战，并在“革命文学论争”、“大众化讨论”与“民族形式论争”中对大众逐步让渡。但新文学通俗化实践始终格守了某种“成规”:雅、俗文学各守己界，在不同读者群体中发挥不同功能。新文学主要在知识分子、学生中间传播，同时承担着民族国家动员诉求与个体存在境遇探索的任务，而作为通俗文学的鸳蝴文艺(洋)和民间说唱(土)，在适当承担国族动员任务(反帝爱国等)的同时，主要是给大众提供娱乐。在传播方式上，新文学主要依靠出版，通俗文学主要依靠说唱表演。1949年后，鸳蝴文艺虽渐行渐弱，但包括革命通俗文艺在内的民间说唱，仍与革命文学—新文学精英地位与价值的承继者—维持着这种分班而治的“成规”。(一)((文艺报》的“讨论”。然而，1951年情况骤然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