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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生存的创造性在中世纪被降到了最低点的话,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恰恰相反,被抬到了最高点,而“巴尔扎克时代”的人则是人性与狼性同在的人。尽管作家们揭露和批判现实的丑恶,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人的期望。他们同蔑视人、侮辱人、摧残人的各种社会势力进行斗争,继续高唱人性价值与人格尊严的赞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试图通过人自身的努力与创造摆脱变成虫的命运,重新成为 “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阿伦·布洛克认为,19世纪小说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用同样的方式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在他看来,尽管小说所呈现的是一幅幅丑恶的景象,男男女女被情欲所支配、所毁灭,但是,“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够达到非凡的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①那些与环境抗争、与人竞争、被称为“个人奋斗者”主人公们的确没有变成猥琐的虫。他们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出类拔萃,力量犹在。但在一个现实取向的时代中,在一个与狼共舞的社会里,独立人格与尊严的维护、个体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现实的地位来加以确证。于是,这些时代的“英雄”们披荆斩棘、舍生忘死地去求得能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尊严、确证个体价值的社会地位,从而演绎出一曲曲雄浑的悲歌。19世纪“现实型文学”所传递的仍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文主义为主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们试图通过理性观照来回归被金钱异化的人性,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财富与地位永远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同时也是个体价值的体现。
在19世纪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有人为财富在忙碌,有人为地位在钻营。尽管金钱已经开始主宰社会,但等级制度给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留下了太多心灵的创伤,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似乎是那些处于社会下层但又有才华又有追求的青年的一种童年记忆。当他们初登人生舞台时首先想到的是谋求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要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的认可。 首先出场的是于连,他聪明过人、才华出众,但由于出身低微而沦为了社会最底层的一员,备受歧视,饱受蹂躏。他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不愿终身做侍候人的家庭教师,也不愿经营一点小生意将自己埋没。他渴望出人头地,试图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上流社会,摆脱屈辱的社会地位。
他说:“在拿破仑时代,我会是一位将军;在未来的神父中间,我将是一位主教。”为了达到出人头地这一目的,他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他将自己不喜欢的《圣经》和《教皇论》背得滚瓜烂熟,委屈自己去侍候自己根本瞧不起的人,与自己不爱的人玩爱情游戏,甚至充当复辟势力的帮凶与爪牙。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成为被别人瞧得起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他生就一颗高贵的心,使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人格尊严的践踏。当人格受到侮辱、自尊受到伤害时,他曾进行过猛烈的反抗与报复。为了实现个体价值,他也一度妥协过,但人格尊严的丧失使他的精神备受煎熬与折磨。正如高尔基所说,“像于连这样智力高度发达的青年,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获得相当高的独立的社会地位。”
73但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天良并未丧失殆尽,不愿意彻底地放弃人格尊严走向彻底的无耻。尽管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也不是大革命时代的真正英雄,但他身上所激发出的生存创造性,特别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都是一种人性的闪光。 相比于连,夏泼是一个毫无精神负担地顺应时代潮流的女冒险家,我们有无数的理由谴责她。她爱慕虚荣、自私自利,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但阿尼克斯特说萨克雷在塑造夏泼这个人物形象时 “坚决地摒弃任何一点理想化”③,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如果撇开道德判断的话,她在维护人格尊严与证明个体价值时所激发出的惊人的生存创造性是不应该否认的。她的追求就是要做一个使别人巴结的人,因为这在她所生活的世界中是证明她自身价值的方式。
我们从她不愿匍匐为虫的追求中,看到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个体,一个试图站立起来、将个人价值变为现实地位、证明自我价值的“英雄”形象。就连作者本人,在讽刺她的虚荣心、在给她安排了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的同时,也无不流露出对她个人奋斗精神的赞赏。夏泼最后身败名裂的结局其实是作者从道德愿望出发的一种主观安排。在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中应该是“好女人上天堂,坏女人走四方”,顺应时代潮流的夏泼怎么会失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