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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仍旧兴味盎然地用文学史的“断代”、“分期”战略去“切割”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旷新年在《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中提出了“寻找当代文学”的话题。这个话题隐含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前提,即在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日渐走向“学科化”、制度化的背景下,其研究对象却意外地“丢失”了。旷新年的话题显然有出自于他自己的观察逻辑,在交代自己写作思路的一篇文章中,他对“当代文学”概念做了这样的厘定:“我这里使用的‘当代文学’概念并不是一个空洞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即‘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或者‘人民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实践的根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当代文学’是在与‘现代文学’对立、区分中建构起来的,以超越和克服‘现代文学’的‘局限性’为己任。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学’,属于‘人的文学’。尽管‘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文学’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却具有同样的质的规定性,都属于‘人的文学’的范畴。‘新时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的实践看作是一场失败,高举‘回归五四’的旗帜。”
‘文学现代化’被理解为‘纯文学’,最终又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因此,在80年代,‘纯文学’的标准和‘文学现代化’的标准几乎是同时产生和确立的。也就是说,将‘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现代化’,将‘文学现代化’又理解为‘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追求。这种理解直到90年代被固定为常识。”
如何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亲密关系:“当代文学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一种崭新的政治实践。”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解除了文学和政治的神秘
性”。他不但直接重申“当代文学”历史构造过程中的一些核心命题,而且把“文革”文学中的激进试验也纳入到理解的范围:“‘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范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规范,产生了特殊的文学实践,创造了崭新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形态。‘当代文学’在其特殊的历史实践中产生了特定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当代文学’是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文明‘本质’的建构和表达,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服务
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实践中,典型化’‘三突出’‘主题先行’和‘样板戏’的创造成为了‘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