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家对文化论文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三不朽”:五四作家的人格基点”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中国文人之所以把“三不朽”作为人格基点，是由人的特性决定的，人之为人，不仅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更欲追寻人生的价值、意义，找寻人生栖居与生存的家园，并在有限的生命中寻访人生的不朽。西方文人是从“逻各斯”出发，在理性与天国中寄寓情思，而中国文人则立足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既各有偏侧，又是一个整体，还相互渗透，对一个有理想的传统文人而言，三者缺一不可，并且是源于“立德”，兴于“立功”，更是归于“立言”的，诚如杨乃乔所概述的那样:“儒家诗学在对‘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价值追寻中，从表述德’和‘立功’作为两种抽象的精神价值只有转型为语言，负载于‘立言’的文本形式中，才可能在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存留下去，以兑现‘立德’和‘立功’的不朽，’
同时，“立言”也是“立德”与“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才有曹王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对于一个规范的中国文人来说，“三不朽”既是其人格的基点，更是其人格的全部内涵，舍此，其人格还剩啥倘说传统文人人格的基点及主要内涵是“三不朽”的话，那已步入20世纪并受到大量现代文明浸染的五四作家也是以“三不朽”为人格基点的吗?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现代心理学十分重视早期经验在人格铸成中的作用，弗洛伊德甚至认定:“一个人童年的历史，也就是他精神发展的历史”。②此话说得过于绝对了，但也说明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童年时期(5一12岁)的经验和体验，对人格的发展有一种定向、定型和定势的功能，民谚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是此意。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早期经验是影响人格的最原始因素，它生成了人格的深层内容，它为人格生成打上的这层底色，是在创作中显露出来的人格烙印。”③五四作家中的绝大多数都出生于19世纪70一90年代，在他们的童年时期，虽然国门早被轰开，西学也渐次渗透了进来，但西学主要只在少数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影响，而对于包括五四作家成长的周边环境在内的多数人，其影响极小。从五四作家的个人自述及传记材料中都不难看出，他们童年时代无论是受到的有意识教育，还是无意识的熏陶，均是传统知识分子式的，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也正可用“三不朽”来包容。“三不朽”正是五四作家人格的基本图式，也是他们接受其他影响的基点与出发点。在研究了五四作家的人格特征以后就发现，其人格与“三不朽”是总体吻合的。
五四作家都十分重视“立德”，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德”—这里指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都具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并由此而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这是他们思想、言论、行为的指南与指归，他们之所以投身于五四新文学，其根由在此。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早已渗入每一个国民的精神结构之中。五四作家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他们还受到进化论的催逼，危机意识特别强烈。当然，在五四作家的爱国主义情感之中，剔除了“忠君”意识，随着国难的加深，原有的“天下”观念也转变成民族意识。他们发动的文学革命，其根本目的也在于救国。二是“私德”—这里指个人的做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处理个人问题时，诸如小到与人相处，大到婚姻大事，大多数时候都按传统规范行事。即使是在他们反传统最激烈的时期，也都确信“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对五四作家，我们都可以利用传统的君子人格来评判他们，他们自己也是努力按照君子人格来自我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私德”往往总与圣贤思想相吻合的根源。从大量的研究资料及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郭良夫、叶圣陶等五四文学的发动者均有传统君子的风范。
地不见出他那坦白而诚挚的天性，对一般人如是，对朋友如是，对晚辈，对青年人，尤其如此。凡是和朱先生相识，发生过较深关系的，没有不为他的至情所感的。”“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于任何人都毫不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正由于他这样的至情，才产生了他的至文”。①这里面既是朱自清人格本来面目的写照，也是称赞者的一种塑造，而其标尺就是传统伦理的理想人格模式。就在五四作家反传统最激烈的时刻，并不保守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成立了“进德会”，进德会为蔡元培所主持，校评议会成员皆为该会领导成员，截至1918年5月24日，入会者已有四百六十八人，人数居北大社团之首。这是北大社团中唯一的与“校政”直接相联系的组织，影响到聘退、提职、加薪等一系列待遇。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竭力反传统的急进者都是其成员，而“进德会”的主要内容都源自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作家在“私德”方面与传统伦理的一脉相承性。可以说，“立德”既是五四作家终身的自觉追求，也是他们用以减否人事的基本标尺，还是国人评述他们的逻辑起点。而且，他们之所以从事文学的变革与创作，其根由就是基于“立德”。
而五四作家的“立功”与“立言”既具有中国文人的共性，又具有这个群体的独特性。就共性而言，在“立德”方面做得好，有了功绩，本身就是.“立功”的具体体现。同时，作为文人，“立言”往往是他们“立功”的最直接的体现，五四作家与传统作家一样，都是在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策之下从事“立言”，其成果自然就是“立功”了。就其独特性而言，传统文人事功的主要途径是入仕做官，这既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达成建功立业的理想，又能得到丰厚的生活待遇，还能实现光宗耀祖的抱负，因此，他们往往是在“立功”之余或“立功”之后甚至是在“立功”
不成时而“立言”。而五四作家则不然，由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从事了一系列直接“立功”的举措，但都没有成功，这里包括戊戌变法、明治维新、辛亥革命等。拯救民族的历史负荷压到了“五四”一代读书人身上，他们经由痛苦的抉择，共同走上了文学之路—他们深信，文学，也只有文学，才能承担起救国的重担，他们的策略是先“立人”，再救国、立国，通过“立人”以救国、立国，而“立人”的最佳途径就是“立言”。概括他们的工作程序就是:立言一立人一立国，也就是说，“立言”是手段，“立人”是中介，“立国”则是其终极指归，通过“立言”以“立国”，其行径与曹王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脉相承。有意味的是，他们最初选择的专业大多是非文学，可最终都走上了文学之路，其根由自然由兴趣、爱好的驱使，更是由于在确立专业方向时，仍是实业救国盛行之时，而到了从事创作时，“立言”以救国、立国之潮流开始兴起了。因此，五四作家的“立功”与“立言”本身就是紧密相联的，他们的“立言”就是“立功”，因此，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五四”退潮之后，其间的大多人放弃“立人”也即“立言”而直接参与“立功”的革命活动的根本原因，因为“立人”太慢，甚至没明显成效，作为心急的20世纪中国人，投入直接的“立功”活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曾有一种十分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五四以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这一观点并不准确:启蒙本身就是救亡的具体手段，只是到了五四之后，救亡的手段变成了更为直接的政治革命了，在这里，启蒙与后来的政治革命的地位是并列的，而救亡是其终极指归。也就是说，启蒙与直接的政治革命都是具体的“立功”行动，只是前者依凭“立言”来达成，后者则靠更为切近的行动来实现，并且，作为作家的革命活动，有许多地方仍是依凭“立言”而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