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再创性与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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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期以来，“忠实”都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绝对标准”则是原作。大多的翻译标准都是提倡“信、达、雅”这些标准无一不是以忠实于原文为评判标准的。而对于实施翻译的主题——译者却很少有研究和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作为翻译的主体，其客观存在的主观能动性就一直未能得到相应的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可想而知，这样的译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前，也会得到一些质疑的声音。

这里，笔者还想提到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翻译。提到它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就正如它本身是一项既简单又复杂的活动一样。文学翻译注定是不同的。它除了具有翻译活动的一般特性之外,还有着其特殊的性质。除了说明要传达出想要表达的文字和思想内容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文学风格的一种传承、所以，在文学翻译当中也存在着创造性和叛逆性。如此一来，译者则更好的在文学翻译中实践了 “创造性叛逆”这样一种命题，本文则重点讨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所进行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一、什么是“创造性叛逆”

法 国 的 社 会 文 学 家 罗 伯 特 · 埃 斯 卡 皮 （ 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曾针对文学交际提出过“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他认为，翻译界一直认为对于原作进行相应的增减和一些幅度的修改，和出于某种需要基于原作的杜撰都是对于背于原作的初衷。这显然是对于原作的一种背离。但是，罗伯特.埃斯卡皮又指出，这样看似背离原作的方法其实是一种文学再创造。它是给原作注入了“叛逆”这样一个新鲜的血液和生命，也许拥有着崭新面貌的原作会更加得到读者的赞赏。

然而，对于“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认识，埃斯卡皮并没有进行详细的阐述，他认为所谓的“创造性背叛”实际上仅仅是存在于语言环境与语言外壳的转换。这样的解释未免显得过于简单了。国内的翻译学理论大师谢天振教授曾自己的著作《译介学》一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此时，与传统的议论相结合，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行为更多地可以理解为：译者是一定程度上的再创造者。他们是在明确的创作目的激发下完成一种作品再增添光彩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无疑是需要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的，并且对于原作品的文字，音韵，内容、修辞及美学效应等层面进行自我的一种再创造。

二、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具有创造性的。

翻译包含很多内容，如日常翻译、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等等。就从其形式上看，翻译似乎只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行为，在原语和译语间不间断的转换过程。文学翻译和人一样，不能少了自己的个性，要么则会显得苍白无血和毫无生气。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这是一种为读者“服务”的追求最大化的工作。而这种“最大化”则是给读者带来最大化美感的过程。这里重点则是重现原著国家的风土文化和人情。

文学翻译又是有叛逆性的。

如果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理解为译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高超的艺术创造才干去对原文的一种展现甚至是升华的话，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不能简简单单地理解为对原作的一种客观背离。这样的一种客观背离又带着某些主观的意味，这里理解为是在为了达到某一主观目的的基础上的。译者一定是根据一定的主观目的，有分寸和把握地实施这一叛逆的计划。

还应提出的一点事，文学翻译中一般不将创造性和叛逆性分开而看。以上的分析只是仅仅从理论上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优秀的译者都知道，在操作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三、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发生的原因

译者是沟通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主体作用。这就决定了译者在整个翻译中是起着决定性的因素的。那么译者作为一个人，他身上存在的多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都会对他进行创造性叛逆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这里的因素和他所生长的环境，包括地理和文化环境两种。还有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译者在成长中和人生中的感悟能力，统称为价值取向都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当然还有一些小细节也可以对其翻译的作品有些不可名状的出其不意的效果。翻译是一个和语言有关的活动，而语言又深深根植于和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化之中，所以，译者本身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则必然带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上面论述也曾提到，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都是基于一定的主观目的下的。而这种主观目的实际上指的就是译者本身存在的这些个别的因素。当他们追企鹅自己独特目标的时候，对于原作无论是“再创造“还是”背离“都是有其值得肯定之处的。这样做，不仅可以传递原文的精髓，有时候的叛逆还会令人更加难忘。

这里有一则非常有利的例证。许渊冲先生是这样翻译过李之仪的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译文如下：

“I live upstream and you downstream,

From night to night of you I dream.

Unlike the stream you’re not in view,Though both we drink from River Blue.”

译文中的闪光点在于许渊冲先生并没有按照惯例地将地名“长江”翻译成为 “Yangtze River,” 而是别出心裁地译成“River Blue”。这样的创造看上去实属小细节，好似译者漫不经心的一个遣词。然而，仔细品味译文之美的行家们对这样的翻译真是赞不绝口。我们应该看到译者的“再创造“意图在这里开始展现。许先生想借英文“blue”这个词所透露出的伤感、忧郁气质而表达恋人两地分居，常年不能相见的这样别离愁绪。和这样真挚细腻，难能可贵的情感相比，不论是”长江“还是”黄河“这样的地理名词的准确译法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因为许先生才是真正的大智之人，他看清了翻译的重点所在，并且有勇有谋。大胆发挥了创造性叛逆。这样带着伤感气质的河流既渲染了诗歌的整个悲伤气氛，又拉近了英语读者和中国特殊风土文化人情之间的距离。整首诗歌译文并无难理解之处，可谓是创造性叛逆的成功典范。

四、文学翻译中需掌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

“事无规矩不成方圆。”这里，我们不妨谈谈看对于在操作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知道的一些尺度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同时却又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这是由文学翻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译者的创造性在这里其实是一种二度创造，是不同于原作家的创作。这就意味着，译者的创造性叛是要受到制约的。这里认为，翻译实践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应“适度”,叛逆性应“分层次对待”。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虽然较强，应引起重视，但是如果译文的艺术性超出了一定的标准和限度，成为浮夸和飘渺的所谓的纯艺术载体，那么这就造成了另一种反效果，这样的译文同样的不可取的。读者对于这样的译文也会嗤之以鼻，不为大众所接受。那么这样达到的效果则是更令人厌烦。

这样译文的特点是自由发挥太大，主观随意性太大。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林纾的“翻译”，他的译文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反映了”，而是“编译”或“译写”了。因为林纾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他的译文固然是具有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的。但是有些人则认为那不是文学翻译的艺术了，而是“译写”的艺术了。还有一些经典的翻译例子是：把“ask for God''s blessing”译成“求菩萨保佑”显然是有些太“中国化”了,译作“求上帝保佑”或“求神保佑”既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同时又不显得那么过犹不及。

英国汉学家Heber A. Giles也对中国诗歌文学翻译有所研究。在杨巨源诗《城东早春》中有一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这位英国汉学家则译成：“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 When bud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

在译文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体现在对“新春”这一词语的翻译。他将其翻译成了“Early Mary”。虽然译者在后文又用“willow spray”一词与之前的“Early Mary”形成尾韵， 但是这样的过左的译文其实是违反了原语的文化规范和文化积淀。在中国的五月初，其实已经是暮春时节了。所以这里译文未免显得很不地道，没有参透原语的文化就草率翻译，实在令人反思。

由此可见,翻译家尽可大方展现自己的翻译风格和特色，在选词造句上也可以显示出自己的独有偏好。但是，笔者始终认为文学翻译还是始终要遵循客观规律的。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上，我们应时时刻刻强调“度“的重要性。任意超乎自然客观规律的创造是不值得推崇的。

结语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决定了创造性叛逆的存在和可行性。译者需要在深刻理解原作和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再发挥自我主观能动力将原作的内容和艺术魅力最大化呈献给读者。而这其中，更需要注意，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带着镣铐跳出最美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