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莱特和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给了斯金纳以极大的启发，他认真地阅读过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洛克的《政府论》，也聆听过他的老师对此书的点评。与此同时，他特别喜欢波科克于1957年出版的《古代政制与封建法》（The Ancient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转载者注）这本书，将此书看作为他在大学时期最为喜欢的1本书。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讨论都给了斯金纳以很大的影响。斯金纳完全同意前辈老师们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1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11。对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观念的单元”完全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不断变化和无数的偶然，他批评道：“我认为，非常明显，任何试图用从经典文本中学来的‘永恒的问题’和‘普遍真理’等名词来证明观念史研究的合理性必定就是以使观念史本身更愚笨和天真为代价来对合理性的追求。像我已经显明的那样，任何思想家的陈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特定的意图，依赖特定的条件，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言。所以，就具有了特定性。在这种方式下，想超越这种特定性将仅仅是1种天真。”12 同时，针对“观念史”研究者只把研究对象定格集中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认为这是非历史的，是历史的荒谬。它将既定存在的1些观念抽象成为了“理想类型”，并且将这些观念看作为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是有的时候萌芽，有的时候发展定型，完全忽视了同1种概念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因此，人们总是认为，后来所形成的思想总是有前面的“参与者”，总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如马基雅维里吸收了马西略的思想，马基雅维里思想有名是因为他奠定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等等。这样，思想家当时的历史环境被弃置不管，对过去思想家的臧否也只是按照他们是否有助于我们现在已经存有的观念。这样的1种方法论带来的另外1种历史的荒谬便是无休止的争论，1种观念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在谁的著作中首先提出，如权力分立理论，人们就不断地争论到底在什么时候出现13。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研究完全是非历史性，因此，斯金纳写道：“我认为，决不存在着这样的1种观念的单元，而仅仅存在着1种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代理人所使用不同语言的历史。我敢说，隐藏或者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背后没有任何历史，他们的历史仅仅是不断要被重写的观念的历史。”14 为此，斯金纳和剑桥学派的其他学者们创造出了1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1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15。并且将从思想家文本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转换为思想家在什么状态下创作出了这样的文本，使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意味着要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context）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