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作为修辞意义上的词汇的使用。这意味着为什么要使用着这样的1种词汇而不是另外1种词汇，这种修辞的手法隐含着何种意义，要达到什么效果。同时，这种修辞与思想家的思想和其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正像斯金纳所说：语言1种是在传统上被用于描述意义的方面，研究意义和据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关系，另1种最好被描述为上述语言的行动方面，研究说话者在（或通过）他们所用词和句子时得以做事情的范围31。而斯金纳所关注的修辞正是第2种类型。关于这1点，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书中已经作出了解释。2002年，斯金纳对此又补充道，“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作为修辞的1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32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关注修辞，除了因为概念与名词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结之外，同时还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家在写作文本时都运用了修辞战略，斯金纳又将此称为“文本战略”，而这种修辞战略的使用又是服务于思想家们所要表达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实际上是对那个社会作出1种合法性的思想论证，建构1个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观念基础和使民众形成共同的认同。对此，斯金纳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述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33 更具体来说，任何1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1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或者改变其观念和道德认同。在这样的过程中，思想家们有时就要把1些行动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1种行动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承担为新的观念合法性而论证重任的思想家就面对着1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必须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为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为提供1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34。很明显，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奥斯汀提出，如果说话和写作被视为是追求实用价值的话，那么，作为由说话者和写作者所承担的语言行动则至少包含两种行动，1种是作者想要说或者写什么，1般来说，作者通过使用词语、句子、论据、等等使文本具有了特定“语言风格”或者“主题”的意义；另1种为，作者在说或者写这些词语、句子、论据等中将要做的那些行为，据此，他将使自己的说或者写带有1种论点，或者1种他要表述的确切含义，奥斯汀将此称为“语内表达行为”（illocution）。对于维特根斯坦，斯金纳特别欣赏他的1句话：语言即为行动，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语言即为行动。他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语言有两种维度。第1是被描写为意义的范围，研究与词汇和语言。第2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范围，研究说话者在运用单词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1种，而我则关注于第2种。如果概括我的研究方法的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为行动。”35 因此，在这1理论的影响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之中，探讨思想家如何利用修辞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为找到合理性等等。通过这1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为，理解政治观念、原则与思想的不断演进。
让我们回到文本本身来进行考察，当人们在对任何文本进行研究的时候，为了要准确理解文本的意义，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重视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运用的语言或者修辞，因为“文本自身并不能够充分地成为我们考察和研究的客体”，我们必须要把文本的修辞特征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必要前提和组成部分。斯金纳在研究概念的变化时特别指出，“通过考察，我将在此重申我的异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概念仅是工具。为了要理解概念，不仅必然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1词汇将所能从事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