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面子观的差异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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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面子观之比较

（一）西方人眼中的面子观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套著名的面子理论。在《论面子功夫》中，他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ｆａｃｅ）这一概念。他指出面子乃是社会互动行为中的仪式化表现。换言之，社会互动必须依赖规范才得以进行，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以及借此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人们在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面对面交流，这种交流有时需要在某种媒介作用下进行。在与人交际的过程当中，面子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应具有连贯性和世俗性，凡有不依“面子规则”交际的人，必然会被视作有悖常规，使人青眼相待。美国人类学家Ｂｒｏｗｎ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拓展了Ｇｏｆｆｍａｎ的定义，称面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树立的一种公众自我形象，通过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该观点认为，在说话时照顾对方的面子，交往时为对方给予或者保留面子是人际交往合作的前提。按照Ｂｒｏｗｎ和Ｌｅｖｉｎｓｏｎ的说法，积极面子（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ａｃｅ）和消极面子（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ｅ）都是人际交往中需要考虑的问题。积极面子是希望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这就意味着积极面子得到了维护。消极面子则是不愿受制于别人，保存自我行为和选择自由，不受别人的干涉和阻挠。积极面子关系着个人的利益，常见于“给别人一个面子”这样的情境，遵守支持别人的交往原则。在交际当中主要体现为向对方表示关注并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者对对方的观点表示赞许。消极面子则指向交际者的个性，它强调个人权利，在交际中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表示对对方独立需求的尊重，这种消极面子不完全为群体束缚。归纳而言，西方人的面子观强调个人面子，强调个人行动自由和个人愿望的满足，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西方文化强调独立的人格和个性，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以个人成就和荣誉为核心。追根溯源，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民主精神”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让民主自由在西方文化诞生之初就牢牢地烙印其上。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冲破封建桎梏之初，大批人文主义者就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涌现。提倡“人性”，高呼“人权”，将人性和人权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这一群人的代表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强调个人利益与价值，标榜“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逐渐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中国人的面子观念

面子观念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面子一词包罗万象，凝练于五千年广博的华夏文明的血液里，已成为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潜规则”。中国的许多学者对面子问题作了很多研究，而且发表了诸多有关面子的学术文章。归纳起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汉文化中“面子”的内涵。第一，面子具有关系性。面子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社会生活也要靠面子操作和决定。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以关系为基础而概念化，即面子以人的情感为基石，顾及他人的面子能起到促进人际和谐的作用。中国人的面子哲学可以概括如下：面子是责任、权利及义务的严格法律的代替者，它不仅是社会中促进人际和谐的目标，也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若个体严重违反社会规范，不仅会给自身甚至家庭造成消极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如此怀疑：在他生活中曾经教导他和赏识他的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不阿的公正性？或者说，不同程度的“丢脸”不仅根据个人过错或失败的严重程度决定，并且对于自我亲疏程度不一样的其他人也有着各异的意义。第二，面子具有道德性。面子是个人身份和理想形象要求的综合表现，是个人社会地位、处世要求和社会价值的总和。在中国社会当中，人们的言行受到公共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标准的制约，如仁义要求、忠信要求、德才要求，等等。如果个人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就被视为涨了面子，反之，与这种标准相悖的就被视为丢了面子。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国留美学者、人类学家胡先缙提出中国人的面子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脸”和“面”。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其中“脸”主要涉及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高低有关的事情。团体对于道德高尚者持有无上的敬意：这种人无论遭遇什么困难，都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高质量完成；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彰显自己的正直品德。它代表着社会对于自我德行的完全信任，但是如果失去它，这个人便难以继续正常地在社会组织中立足。“脸”不仅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社会制约力量，更是一种内化的自我约束力。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的责难。那些严重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一旦为大众所知悉，便会对个人品格造成消极影响，从而招致公众的责难，使这个人失去颜面。“面子”则代表个人的社会声誉。这种声誉是由人在事业上步步高升中所取得的成功与赞美而获得，也是因个人努力或着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无论何时，只有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才能获得这种声誉。“面子”和“脸”不同，它可以出借、争取、添加甚至敷衍。脸和面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脸”不仅是品格的基本要义，也是决定“面子”多少的因素之一。如果失去了脸，那么面子也难以维系。因为脸和面子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的概念也有重叠的部分。它们都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尽力保存自己的脸，维护自我的道德尊严，与此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面子，即在提升自己的声誉上下功夫。第三，面子具有等级性。这种关系等级由年龄、血统和社会等级构成，而面子的功能就在家庭内部的关系等级下实现。在Ｃｈａｎｇ　＆Ｈｏｌｔ的研究中，面子和中国儒家思想里的社会秩序观念关联紧密，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人因不同的地位而享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面子，并要求这种面子在交互者中必须得到尊重。归纳而言，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不具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特征，反之强调公共面子，强调的是个体行为保持和群体观念与评价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对个人愿望的迁就。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其思想精髓是“仁爱”和“天人合一”。这一理论体系把个人视为社会和整个人类的一份子，需要以自己的社会角色为基石，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品格，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强调个人服从于整体，高度重视社会整体。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他的这种仁爱思想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等级体系下是纵向的，它强调个人最大程度地服从自己所在的集体，并按照自己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社会道德的规范标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面子”内涵与西方的“面子”观念不尽相同。

二、中西方交际模式之差异

交流的障碍主要源于对对方文化的不理解或不了解。交谈得越多，就越多地尝试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就有更多的机会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考虑面子问题所包含的文化敏感性，就很难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同的文化群体对面子观的定位，是在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从而使得各种文化群体都有自身特定的处理面子的方式，由此也决定了其在交际中所特有的会话与行为方式。

（一）情感取向ＶＳ任务取向

在中国，个体不能独立于集体之外。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自己的关系网络，因为不同关系网之间的交叉重叠，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由此形成，而“人情”和“面子”正是维系这个网络的关键。面子象征着人际影响和人情关系。所以，人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中华文化十分重要，个体人际关系融洽度和影响度的衡量标尺正是情面。为达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处处为对方留情面、给面子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的商务文化讲究在“面子”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对象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要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与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而西方文化倾向于将自我看作是与他人和整个世界分离的独立体，强调自我和个人成就，个人面子的获取是建立在个人事业的成功之上，因此，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较为松散。与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情感型”人际关系不同，西方社会更偏向于任务型关系。它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短暂且不稳定的交往关系。反映在人际交往中，其特别讲究实效，所以在对话中很快就切入正题。按照西方人的交际标准，如果对方的问候时间过长，听者便会主动提醒对方直抵主题或者给一些“谈正事”的提示语。整个交际过程都存在着这种倾向。离题万里和言语冗杂都会招致他们的反感。如果某方在交谈时说话过于细节化或者过于繁杂，另一方就会以“让我思考一下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来打断其发言。在直面交流的过程中，若出现离题的情况，人们也会用非语言方式或者用表情或行动表示不耐烦的情绪，甚至直接打断。西方人眼中的“面子”以“自己”为中心，以对己方有利为基本原则。同时他们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尊重个人意见，为维护个人利益和面子，双方可以争吵甚至争斗；适当程度的冲突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积极行为。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常常按照客观法则办事。对事不对人，注重的是公事公办，在原则问题上很少顾及人情、面子，一般不受感情所左右，因此让人觉得有些“不讲情面”、“冷若冰霜”。在商务谈判中，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地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在他们眼中，人是人，事是事，谈判场合剑拔弩张，生意背后依旧可以做朋友。因为西方人是以任务为取向，商务谈判中以维护己方利益为目的。这在中国人眼中颇有“不择手段”的作派，与中国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

（二）委婉含蓄ＶＳ直截了当

由于深受其面子观影响，中国人倾向于含蓄、保守地表达思想感情，不喜欢直接明了的说话方式。他们愿意给彼此留有面子和尊严，因此，在交际中，中国人对委婉的表达方式非常青睐，通常喜欢“留一个心眼”，不是直截了当地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而要考虑方式方法，巧与应对，见机行事。尤其是在发表不同意见时，要察言观色，委婉表达。就中国人来看，委婉地表达异议，有利于局面的稳妥；由于委婉，需要深思熟虑，意见也相对成熟、中肯，于人于己都有益无害，在面子上都不会有所损伤。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胡先缙与黄光国都曾提到“给面子”与“不给面子”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灰色的“敷衍面子”，是指也许不是很尊重对方，不想让对方有面子，但是一方面不想让彼此的关系恶化，或是让其他人有没面子的感觉，造成日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产生不好的印象，因此，往往会选择至少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敬意，不让对方感觉到不愉快。胡先缙在讲解“敷衍面子时”说到，“也许甲本来并不怎么尊重乙，但为了博取其好感，甲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敬意，而这种好感恰好不会使乙感到不快”。因此，中国人在交际中，即便自己有理，提出不同意见前也总要说“刚才某某的发言很有道理”，然后再在“但是”、“不过”后面做文章。中国人也避免在公共场合批评他人，尤其是长辈。在必须评论他人表现时，尽量使用委婉或模棱两可的言词。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往往莫名其妙，以为中国人言不由衷，故弄玄虚，殊不知这是给听话人留面子，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中国人巧用委婉的典型范例，当属１９７２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所说的一句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隔绝了二十多年。”当时的中美关系还带有明显的“冷战”印记，彼此积怨很深。此话一出，既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导致中美不和、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深度介入亚洲事务的事实，同时又不带丝毫刺激性，以免伤及美国客人的颜面和情感，于是使得双方听者都露出会心的微笑。不同于中国人的委婉表达方式，西方人在交际中就比较直截了当。在西方的面子观中，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往往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一般将人事相分，解决冲突时对事不对人。其谈话方式倾向于直接、坦率，而不大顾及环境条件怎样、对方反应怎样、所说所做将产生什么后果，脑门一热就像竹筒倒豆子———干脆利落地全抖出来。在对待别人言语中的错误上，也很直接。例如在商务晚餐中，如果一位中国客人谈起法国时弄错了一个城市的位置，法国人一般会公开或私下予以纠正。但中国人却避免在公开场合反驳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法国人的文化习惯是辩论，而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是保持和谐和维护颜面。如果想拒绝别人，西方人会直接说“ｎｏ”，发表不同意见会开诚布公，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损害对方的正面子。

（三）贬己尊人ＶＳ相互平等

中国人的面子观表达的是对尊严和尊重的诉求，它不仅强调人们依赖社会对其社会声誉及地位的认同，也强调社会对人们需求的认可。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脸”，同时试图提升自己的“面”，中国人对其成就和地位往往过分谦抑。如果为使自己的地位高于他人而夸耀自己，高估自己，则很可能受到社会的冷遇。如果热衷夸耀的人遭遇挫败，不仅难以得到旁人的同情，还可能会受到嘲笑。对自身能力判断欠妥的人往往被贴上“轻浮”的标签。一个人既难以在每一点上正确估量自己的能力，由于事先无法正确预知每次行动的结果，那么预先拉低身段，放低自身价值才是明智之举。通过这种方式，个人既能建立谦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赞扬，又能增加自身成功的信心。因此，为了得到他人更高的评价，人们会时常不自觉地贬低自身的才能和本领。在人际交往中，若涉及与自己有关的事，说话人一般表现得较为谦逊甚至卑微，而提及与对方有关的事情时则尽力抬高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给对方面子。最为典型的就是听到别人赞扬时，客套语往往是自贬一番，以表示自己的谦逊，如“哪里，哪里，您实在是过奖了”，或者“我做的还很不够”等等。这种贬己尊人的交际原则在谦辞、敬辞系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谈及自己一方时，中国人会在称谓前加上“鄙”、“贱”、“拙”、“愚”等字，如：“鄙人”、“鄙姓”、“贱内”、“拙荆”、“愚见”等，在涉及对方一方时，称谓前往往有“尊”、“高”、“贵”、“令”等字，如：“尊府”、“尊夫人”、“高见”、“贵国”、“令郎”等。中国人这种通过贬低自身来抬高别人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给别人面子，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十分可笑和不可理喻的。例如电影《刮痧》中，许大同因为儿子和朋友昆兰的孩子发生矛盾，当着昆兰的面，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以示给对方“面子”。可是在他朋友看来，打孩子是父母亲不体面的行为，是违法的，因为它侵犯了孩子的人身权利和长幼平等的信条，伤害了孩子的消极面子。因此，他难以理解“打自己的儿子就是给别人尊重、给别人面子”的中国逻辑。在气急败坏的情形下，昆兰憋屈地回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打你儿子怎么能是在给我面子呢？”在西方文化中，“面子”是一种缔造个人身份的工具，个人面子的获取必须通过取得成就来反映个体。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从群体的互动中寻求自我的体现而获得面子，而是通过追求自主、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来实现个体的自我指认。平等的观念贯穿于西方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交流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横向结构，即平等的而非等级的关系结构，“人们在社交互动中获得情感利益的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并避免担负责任”。这种平等性反映在交际中，人们称呼上较少受到等级和身份的限制和约束，通常采用对等的称呼方式，甚至直呼其名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西方，人们甚少用“经理”、“局长”、“校长”等头衔性称谓来称呼对方。员工对他们的上司（或者老板）可直呼其名，这种称谓的方式不会认为是不礼貌的，相反地，它却显示出老板和员工之间平等和融洽的工作关系。在西方，头衔性称谓的对象大都局限于皇族、政府上层、宗教界、军界或法律界人士等。例如，Ｍ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总统先生），Ｐｒｉｅｓｔ　Ｆａｔｈｅｒ　Ｐａｕｌ（Ｐａｕｌ神父）。西方的面子观注重每个交际者的个性，侧重于维护个体的消极面子。交际者一方面不会把自己的所言所为强加于别人，以示对别人的尊重；同时也不愿让别人的所言所为强加于自己，希望自己受到尊重。例如，在餐厅点牛排时，服务人员一般会以“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ｔ　ｃｏｏｋｅｄ？Ｗｅｌｌ－ｄｏｎｅ，ｍｅｄｉｕｍ，ｏｒ　ｒａｒｅ？”的方式与客人交流。西方人极为推崇以“尽量不给他人造成不便”的原则进行社交，因为这是一种避免尴尬、给对方留有更多选择余地的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彼此的自由。与之相对应的，不把自己的意见或意愿强加于人，给予对方充分的选择余地，是维护消极面子时常常用到的语言策略。在西方人的谈话中，常见的是疑问句、缓冲语、过去式、致歉语和感激语。例如：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ｉｆ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ｏｒ　ｎｏｔ？或Ｉｔ　ｗｏｕｌｄｂｅ　ｎｉｃ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ｕｓ，ｂｕｔ　ｗｅ———。这与西方人的“个人”取向和追求人际间的“平等”与“一致”有关。人们在向他人提出要求时，尽量做到委婉，不给对方“强加”的感觉，以保证彼此间的消极面子不受伤害。

（四）亲近ＶＳ疏远

西方文化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因为这被认为不礼貌，干涉了别人的隐私，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个人隐私的内涵可总结为：个人情况（年龄、婚姻、子女、事业、收入等），宗教信仰，政治观念，个人行为动向（去哪儿、和谁交往）等等。中国人常常会对别人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进行询问，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一般与商品的质量等同。但在西方文化当中，询问其所购商品价格，可能是对其购买力和经济状况的间接询问，属于隐私范畴，直接询问是非常不礼貌的。如果想了解商品的价格，在西方文化的交际中只能通过委婉地对商品表达赞许来实现。在回答中，西方人会告诉提问者该商品是贵还是便宜，但一般不会谈到该商品的确切价格。注重隐私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也让习惯于人与人之间贴得很近的中国人感到西方人似乎很冷漠。“你永远不知道美国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很难从他们那色彩斑斓眼睛里一眼看穿或看透他们。在他们那彬彬有礼的外表和语言下，你感到的是冰冷的距离感。”一位在美国生活了２０多年的教授如是说。但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从这一点出发，西方人的自卫心理和危机意识比较强。他们的冷漠可能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是对其权利和自尊的侵犯，对其消极面子的威胁。在注重人情和关系的社会里，中国人以群体为中心，个人的情绪、愿望、隐私等相对于群体来讲无足轻重。在人际交往中，除了日常的嘘寒问暖，甚至对于询问有关年龄、婚姻状况、子女、职业、收入等问题，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通过这种深入的了解，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当交际一方认为自己的所言所为对对方有益时，有时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强加于对方，以示自己的诚意，表明给对方面子，对方也不会因此感到不快。就拿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来说，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作为主人有时表现出过度关切，其出发点是想让客人感受他的热情。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客人越是说不喝不吃就越劝别人吃喝，而且大有强塞硬灌之势，完全不考虑客人的真实感受，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热情，给对方面子。根据Ｂｒｏｗｎ和Ｌｅｖｉｎｓｏｎ的观点，这有勉强对方、妨碍对方个人自由之嫌，实际上是威胁了对方的消极面子。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招待人常常是很随意的，似乎这样才更亲切。但是中国人在对待亲近的人时是没有什么繁琐的礼仪的。在中国文化里，对待不同关系的人，给予的面子是不同的，而西方人则不然。无论对方与自己关系如何，西方人一般都平等视之，对他们来说“谢谢”“对不起”需经常挂在嘴上。因此中国人往往觉得西方人的人际关系较疏远，人们之间过于冷淡、傲慢，不是很友好，但西方人却认为中国人过于亲近。

三、结语

人际关系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只能在其自己的文化中按其特定的条件理解。中西文化在起源和前期发展阶段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也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催化而产生了不同的面子观，因“面子”文化差异影响交际的模式也不同。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会下意识地用本民族的“面子”文化标准和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并以此为标准来与其它民族进行交际，往往易导致交流的困难、误解甚至冲突。例如西方人觉得我们太含蓄，而我们觉得西方人不诚恳；西方人觉得我们嘴里说“不”的时候心里反而说“是”，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太“冲”了，不懂得谦虚；西方人认为我们事事讲究人情，效率不高，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刻板、僵硬、不会变通；西方人觉得我们不懂得过于热情是不尊重他人权利，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冷漠、无情、没有生气。因此，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应该具有敏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深入了解面子观，针对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策略，以避免由于“面子”文化的差异而引起跨文化交际障碍，从而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作者：鲁玲萍 单位：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