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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起世人的普遍重视，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上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人们发现，在人类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制约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并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构成威胁。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反思中，人们发现，问题的出现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文化有着直接关系。一、西方科技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人类处在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控制之下，惊异于自然，臣服于自然，对自然界充满着崇拜和敬畏，与自然界维持着原始的“和谐”。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带来这种改变的，是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科技文化是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和客观世界分别作为主体和客体分置开来，把自然界作为客体放在了主体人的对立面。建立在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基础上的近代科技文化，在认识上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把这种主客体关系看作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忘记了二者的同一性前提。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片面强调把人从自然界超拔出来，放在了自然界之外、之上；而自然万物从此只是作为科学认知和技术改造的对象，只是作为主体的资源在与主体的对峙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在实践中，这种近代科技文化致力于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征服和占有，致力于让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从而展开了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和攫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就越是被确定，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也就越见成效。这样，科技的发展最终揭去了自然界的神秘面纱，赋予了人类日益强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界的崇拜和敬畏逐渐动摇并最终消失。从此，自然界仅仅成了人类的资源提供者和废物的投放处，人与自然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出现成为必然。正是因为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发展同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这种联系，在对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反思中，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东方文化中找到摆脱人类困境的出路。二、中国传统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中国有着明显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与西方“主、客二分”的主流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的主流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宽泛的意义，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主要体现以下思想：(1)“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2)“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即人类要观察并仿效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3)“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为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调节自然的变化使之不过于中道以有利于人类。(4)最终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即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因为强调“天人合一”而不是主客二分，近代科技文化没有产生在古老文明的中国，中国也因此长期处在农业文明中而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也是因为对“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古代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道家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意识到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界原初状态的破坏，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常因自然”，反朴归真。孔子教导人们“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提出“树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淮南子》说：“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毁林而猎。”《尚书》有正确使用自然资源的较早记录，《国语》记载了周太子晋关于治理山林、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主张，1975年云孟县出土的秦代“天律”(关于打猎的法律)更被专家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环保法。因此，考察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在为中国文化深邃的生存智慧感到骄傲的同时，不得不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曾经水草丰美的黄河中游流域变成今天黄土弥漫、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在西方是近代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没有近代科技、没有工业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也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呢?搞清这一问题，还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起。三、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首先，人与自然界是同一的。马克思说：“最初，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座贮藏库，在这座贮藏库中，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了)发现了供消费的现成的自然成品……”这句话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消费品。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永恒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说“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人的肉体生活而言，人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就精神生活而言，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的“精神食粮”。其次，人与自然界又有斗争性的一面。自然界孕育了人类并构成人类生存的条件，但自然界毕竟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这决定了人与自然的非同一性甚至是对立。自然界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构成对人类行为的制约，特别是当人类对这种规律还不认识的时候，它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抗，而自然灾害的发生更是人与自然对立关系面对面的显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就象畜生一样服从它的权力。”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人要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展开同自然界的斗争。“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意味着，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就会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人类面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限定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度之内，保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也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代科技文化把人与自然分别作为主、客体分离开来，片面强调二者的对立和斗争，忽略了二二者的同一性，这是西方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时代价值。人与自然界作斗争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古代的刀耕火种是，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是。的确，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科技发展有直接的联系，有人因此常常赞美远古时代把人与自然的那种原始的平衡当作天人关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我们不难想象，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低下，早期的人类受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盲目控制，受到野兽的威胁，只能从危险中努力获取或多或少的食物来维持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人与自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所谓和谐，只是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而已。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科技发展的确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但通过放弃科技来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拙劣的选择。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不是通过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来实现和维持的，而是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掌握和运用来实现的。科学就是对必然性的掌握，技术就是科学的运用。中国社会没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要是因为缺乏科学技术。由于没有科学技术，增加粮食产量靠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亩产量的增长，而是靠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牧业生产长期粗放经营，草场植被遭破坏；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矿物开采浪费大，利用率底，污染严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现实的手段。东、西方生态问题的原因分析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以保证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两方面相结合，决定了我们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四、用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它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科学发展观倡导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首先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观念，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同时要求我们依靠科技进步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西文化自然和谐比较责任编辑：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