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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文化是人类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内容繁杂的文化体系总称。它们的形成变化和演变反应出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种类的不断增加，生产技术的不断精湛。体现发展性，多样性，进化性，高科技性等特点。
摘要：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以权力和区分为核心，强调文化场各类能动者在文化生产中对文化产品的合法性垄断权力进行争夺，文化场内的生产具有排他性的特征;美国学者詹姆斯·英格利什发展了布尔迪厄的理论，提出“声誉经济”的文化生产理论，认为以交易和协商为核心，文化场的能动者之间进行协商、交易，文化生产离不开大众传播，文化生产具有包容性的特征。两位学者的文化生产理论对于全球化时代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文化场”;文化权力;“声誉经济”;文化生产
文化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不同于经济生产。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逐步呈现出从工业生产向文化生产转向的趋势和特点，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即使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各类制造经济也受到了以文化创意为内容的文化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的文化生产的重要性愈益显现。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频繁，一个国家的文化生产状况越来越成为衡量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生产问题已成为文化学、文艺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热点。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将政治经济学概念引入文化生产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场”理论，揭示了文艺领域的文化生产规则，突破了艺术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的局限。2000年以来，美国学者詹姆斯·英格利什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陆续在其专著《声誉经济：文化奖与文化价值的流通》及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发了有关文化生产关系、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构成和运作的理论，提出了当代文化生产的“声誉经济”(Economy of Prestige)理论。布尔迪厄与英格利什的文化生产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生产的性质、规律、发展趋势，而且对我们制定文化政策、完善文化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启示。
一、布尔迪厄“文化场”理论视域下的文化生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文化的生产场域》《艺术的法则》《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等专著中，系统分析了文化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包括生产关系、生产者的能动性以及文化价值的创造和传播等。布尔迪厄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被称为“法国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社会劳动分工产生了各种“场”，比如权力场、艺术场、文学场、政治场等。他将“资本” 概念广泛应用于文化领域的分析，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基础上提出了象征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认为这些是文化场、文学场等文化领域中流通的资本形式，是文化场独立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场域，具有自主性的标记之一。
文化场内的文化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布尔迪厄提出，由于文化艺术品是象征物品，文化生产包括“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和“象征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两个方面。[1]37物质生产指艺术品的物质形态被创造出来，如画家的画作、作家手稿的创作。而象征生产意味艺术品的文化价值的生产，则是一个由合法的能动者来认可艺术作品合法性的过程。艺术作品“只有被人熟识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和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其文化价值才得以实现。[2]276这样一来，文化艺术品“生产者”的定义不限于艺术家这个范畴。此外，文化生产除了追求文化价值认可之外，还包括文化价值的传播。文学场参与者作为一个集体，对游戏及其规则的神圣价值具有共同的信念，这保证了游戏能够进行，价值信念同时又是游戏的产物，二者形成循环机制。基于这个机制，对某一作品或某个作家的价值认可才有可能实现。能动者对艺术品合法性的认可意味着在文化场内传播其对价值的信念。“艺术作品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空间的生产场，信仰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作品的价值。”[2]276由于对游戏神圣价值的集体信仰，文化场的所有能动者进行信誉交换，于是，在艺术家之间，艺术家与赞助人或收藏家之间，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形成了互相认可的循环关系。艺术家依靠评论和评论家的介入认可其作品的价值。
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文化生产者发挥能动性意味着对文化权力的运用。布尔迪厄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法国文学场一直屈从于权力场，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势力的控制而并未达到自主和独立。法国现代文学取得合法地位是一场法国文人发动的文学革命，经过这场文学革命，封建王朝时期的当权者、贵族等资助人失去了把持文学评判的文化权力，这一权力被移交到了文学场，重新被分配给了包括批评家、作家在内的文学场的参与者们。文化权力的民主化使文学场达到了自主。由此可见，文化场内的文化权力源自于能动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文化场内的艺术家、评论家等赋予特定的艺术品以声誉，认可其非同一般艺术品的品质，从而生产其象征价值。他们作为能动者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的数量大小决定他们的权威性的高低以及文化权力的大小。
布尔迪厄将文化场划分为“有限文化生产次场”和“大众文化生产次场”这两个次场，认为二者形成了垂直的等级结构，而前者占据着高端地位。在两个次场内分别进行着面向专业人士的“高雅文化”产品的生产，以及面向普通大众的“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高雅文化”产品通常被认为比“大众文化”产品更具有文化价值。文化场的自主性取决于两个次场之间的对立程度，二者对立程度越高，文化场的自主性越大;反之，亦成立。[2]265通俗艺术作品只能停留在文化消费品的层面上，不会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因而并不具有象征价值。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属于“纯艺术”所在的有限文化生产场，为专业的评论家和艺术家所享有。
文化场内艺术家、评论家、收藏家、出版商、读者等参与者之间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些参与者的位置由其在文化场中拥有的资本总量和结构来确定。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场反转了经济场的生产规则，奉行“输者为赢”的逻辑。[1]98先锋派艺术家的“纯艺术”作品在大众文化生产场中遭到普通消费者的冷遇，艺术家因而无法获得经济资本;然而，他们却在“有限文化生产场”得到了同行和专业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从而获得了艺术声誉和艺术地位，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相反，通俗艺术作品在“大众文化生产场”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拥戴，通俗艺术作品作者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收益。然而，他们却得不到“有限文化生产场”中的评论家们的认可，也无法获得文化资本。能动者为改变自身在文化场内不利的位置，对评判艺术品“合法性”的文化权力进行竞争，[1]42文化场的象征秩序不断发生变化。
根据布尔迪厄对文化价值生产的社会属性的阐述，在价值评判及社会区分的过程中，欣赏艺术品的趣味得到运用，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等级区分。[3]“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分别与社会的高层、低层阶级挂钩，文化价值具有等级区分。如此一来，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价值生产的社会逻辑以区分为特征，具有“排除”性质。布尔迪厄发现，有关文化、语言、美学、文学的形式主义理论话语制造并维护权力集团的统治，文化生产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布尔迪厄的理论基于其对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文化生产现象的研究。不过，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强，文化生产已经渐渐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并扩张，跨越国界的国际文化场逐渐形成，文化消费也出现了全球同步的现象。比如，好莱坞的电影、J.K.罗琳的哈里·波特小说的首发仪式能够同一天在纽约、伦敦、上海等地举行，全球消费者可同时获得这些文化产品。经济全球化是跨国文化生产的基础，当代文化生产的物质及空间条件已无法剥离经济因素的影响，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在当代文化生产的物质、空间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英格利什发展了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
二、英格利什的“声誉经济”理论视域下的文化生产
詹姆斯·英格利什对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和“文化资本”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大幅度改造。英格利什认为“商业”与“艺术”并非是对立的，包括文化场、文学场在内的每个场域都是实践的“总体经济”(general economy)的一部分。[4]9他不再认同布尔迪厄对文化场两个次场的划分，对其将文化资本作为纯艺术场域独有的资本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异议。
虽然英格利什认为文化场、政治场等不同的场域均具有独立性，拥有各自形式的流通资本，也拥有各自协商和交易的规则。但他指出，作为“总体经济”的一部分，每个场域都与其他场域有关联。比如，文化场与经济场并非彼此隔绝。任何场域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都具有混合资本的性质，这是因为特定形式的资本不仅与特定的场域相关联，而且与所有的其他场域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有着各种的联系。不存在完全自律的或孤立的资本，也不存在只占据“纯文化”场域的资本。即使在“纯艺术”的领域，金钱、政治、名气、社会关系、族裔、性别等因素也会在文化生产中发挥作用。当然，不存在与社会经济、象征经济、政治经济一丝关系都没有的纯粹的经济资本。英格利什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发展为“不纯粹”(impure)的资本，提示我们附着在文化资本上的文化权力具有多重来源，不一定完全取决于艺术家及评论家等能动者的专业权威性。
英格利什强调文化场参与者的互动与交易关系，发展了布尔迪厄有关文化生产关系的理论。英格利什认为，当代文化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像布尔迪厄所分析的那样，是对合法性垄断权力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关系，参与者之间更多是协商和交易的关系。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场域内，任何形式的资本都是“不纯粹”的，而每一个资本持有者都会持续地投入资本，试图维护或修改资本的“不纯粹”比率。“这只是一个交换率、协商规则不同的问题”。[4]10英格利什以文化奖的文化生产来说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协商的关系是当代文化生产的特征之一。他提出，文化奖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各种形式的资本之间进行交易的“最佳的商榷工具”。[4]10文化奖促使各类具有不同资本、利益和倾向的能动者产生互动，参与到集体的价值生产活动中来。围绕诸多国际文化奖的文化生产是当代跨国文化生产的一个缩影。
